阮逸，字天隱，建陽書坊人，北宋天圣五年（1027）進士。 慶歷三年（1043）五月二十一日，仁宗下詔在武成王廟設立武學，這是自從武舉開設以來中國歷史上第一所朝廷創辦的軍事學校。太常丞阮逸被任命為武學教授。不僅如此，任武學教授之前，阮逸精通音律的名聲早已上達天聽。景祐二年（1035）七月，杭州知州鄭向向仁宗進言說“鎮東節度推官阮逸頗通音律”，并獻上阮逸撰著的《樂論》12篇和確定音律的13支律管。仁宗下詔，讓阮逸到京城來。 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阮逸進京，并于康定元年（1040）獻上《鐘律制議》并《圖》3卷，仁宗很欣賞，送秘閣收藏。 經過這兩次的鋪墊，阮逸最終隆重登場，改變整個大宋王朝的音樂系統。 宋朝的音樂，從建隆年到崇寧年，共發生六次變革。第三次變革的主角是阮逸。皇祐五年（1053）六月，仁宗詔令侍從、禮官參考確定聲律。監總大樂局感覺到人力資源不足，奏請阮逸、胡瑗到修制局共同制造鐘、磬，制定音律。阮逸根據《周禮》和歷代的史志，確立規格，將先前的雅樂下調一個聲律。他們鑄出的鐘、磬樂聲和諧。阮逸的音樂在祭祀和朝會的大型而莊嚴的場合演奏開來，曲名《大安》。于是，皇祐年間（1049-1053）的音樂被稱為阮逸樂，宋王朝迎來了阮逸樂的時代。 阮逸、胡瑗在皇祐年間完成音樂聲律的確定后，將各種樂器如鐘、磬、鼓、鼎、鸞刀的制作規格繪制成圖形，具體標明尺寸大小。這本書成了音樂史上重要的一部著作——《皇祐新樂圖記》。此書進獻后，仁宗下旨——頒之天下，藏之名山。直到南宋，朱子還對仁宗的圣明念念不忘。朱子對學生說：“仁宗以胡安定、阮逸樂書令天下名山藏之、意思甚好。”朱子對阮逸的肯定和阮逸的儒學修為是分不開的，阮逸說的“德合于天而心復于性是謂知命”與朱子的“理”“性”“心”的理論歸于一致。 阮逸樂后，宋代的音樂還經歷了三次變革。其一：元豐年間出現楊杰、劉幾樂，但楊、劉二人制定的音樂整合了鄭、魏一帶的靡靡之音，與廟堂之氣相悖。其二：元祐年間的范鎮樂。其三、徽宗的大晟樂。徽宗是一位藝術家，積極創制新樂，重新定律，鑄造帝鼐、景鐘，音樂制成后，徽宗賜名《大晟》。南宋后主要沿用北宋舊樂，未曾更改。 在科舉的武學史上，阮逸留下一道深深的劃痕，他著兵書《李衛公問對》；在大宋的音樂史上，阮逸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他著《樂論》《鐘律制議》《皇祐新樂圖記》；《皇祐新樂圖記》至今還是音樂史上的重要著作。 阮逸精通樂律，書香門第，他的女兒也是文采風流，史載，“阮逸之女，工于文詞”。阮逸的女兒不知是何芳名，于是，詞史上就稱阮逸女。阮逸女在中國詞學史上有留下惟一一篇詞作《花心動·春詞》： 仙苑春濃，小桃開，枝枝已堪攀折。乍雨乍晴，輕暖輕寒，漸近賞花時節。柳搖臺榭東風軟，簾櫳靜、幽禽調舌。斷魂遠、閑尋翠徑，頓成愁結。 此恨無人共說。還立盡黃昏，寸心空切。強整繡衾，獨掩朱扉，簟枕為誰鋪設。夜長更漏傳聲遠，紗窗映、銀缸明滅。夢回處，梅梢半籠淡月。 由此放大考察半徑，與阮逸同時代的柳永開創了婉約派。柳永的詞聲律諧美嚴整，特別適于歌唱。柳永是一位聲律高手。阮逸之后，南平的藏春先生吳儀曾應詔入京，到大晟府，與周邦彥一起審驗音律，吳儀因此被世人稱為審律先生。后為，建陽的蔡元定撰《律呂新書》，首次提出了十八律的理論，在音樂史上有重要影響……阮逸的樂學、武學成就，宋代閩北樂律的整體水平，都達到了那個時代的高峰，這確實很值得閩北人自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