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熹重新選定文本，將《論語》、《孟子》和《禮記》中的兩篇文章《大學》、《中庸》合并為《四書》。他以極大的理論勇氣，深入細致研究《大學》。他將《大學》區分為經和傳，在注釋時廣泛吸收了漢唐和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他在文本研究時發現《大學》僅有載“格物致知”字樣，但沒有解釋。他認為流傳原本丟了“釋格物致知義”，補進“即物窮理”等134字，使《大學》邏輯通順，文氣貫通，意義更加完整,也使“格物致知”成為新儒家重要思想和實踐指南。他還明確把《大學》作為《四書》首篇。他認為《大學》確定的“三綱領、八條目”，明確提出儒學的宗旨和綱領。“三綱領”即：“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八條目”是指修身與學習的過程，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四書》的產生，使中華文化有了新經典。有力的突出孔子和孔子思想，維護和鞏固了孔子思想的至尊地位。 朱熹是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他對中國文化的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經學、倫理學、歷史學、文學、教育學等各個領域，都固了孔子在中華文化的主導地位。《四書》的產生，也使中國文化發展由“五經時作了全面系統的梳理總結和創新。朱熹有很高的藝術修養，與朱子結交的朋友也是文學藝術修養很高的人，如陸游、辛棄疾等人。朱熹的詩文受到后人喜愛和追捧。朱熹認為，文皆從道流出。文從心里流出，強調文道合一，文道同源。他提倡文藝創作宜深入百姓日常生活之中，形象稱之為“通身下水”他一生創作各類散文游記等2777篇，創作詩詞1167首。 朱熹不僅實現了理論的時代化，還致力于理論的大眾化普及化。他注重理論普及化讀本的編寫，重視民俗改造和社會禮儀的重建。著名的《朱子家訓》字字珠璣，提出為人處事一系列規則。如：“見老者，敬之；見幼者，愛之。有德者，年雖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雖高于我，我必遠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手書了“讀書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 早已名滿天下的朱熹，為寧宗進講《大學》。耿直清廉的他對朝政多有批評，使平庸的寧宗不滿。寧宗以干預朝政的罪名，把他逐出朝廷。朝廷一些守舊平庸的官員容不得朱熹的清廉正直，容不得朱熹的創新理論。他們編造種種謊言，惡毒攻擊朱熹。朱熹的學說被污為“偽學”。他和他的學生弟子受到殘酷迫害。這在歷史上稱“慶元黨禁”。1200年，朱熹在建陽考亭憂憤而死，享年七十一歲。作為一代宗師，朱熹臨死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 創新理論、真理的光輝總是抵擋不住的。作為民間學者的朱熹，他的思想逐漸被社會接受。1209年，這場歷時十年學術迫害的“黨禁”終于平反。宋朝廷賜詣朱熹曰“文”尊為朱文公。理宗肯定朱熹思想 “有補于治道”，“歷萬世而無弊”。1212年，朱熹《四書集注》被朝廷列為國學。他制定的《白鹿洞書院揭示》被頒發太學遵行。明朝以《四書》為科舉取士之書。1455年、1523年，先后賜建安（今福建建甌）、婺源的朱熹后裔為世襲的翰林院五經博士，同時推行祭朱制度，同祭孔一樣，每年春秋兩季。1712年，康熙下詔朱熹配祀孔廟“十哲”之列，朱熹牌位進入大成殿。康熙稱朱熹為“集大成而續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親書“學達性天”匾額賜予武夷山紫陽書院。 孔廟是紀念偉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主要建筑。歷代稱文廟、夫子廟、至圣廟、先師廟、先圣廟、文宣王廟，尤以文廟之名更為普遍。孔廟是中華民族文化圣殿，承擔著文化傳承與教化、促進中華民族融合與統一的功能。進入孔廟的，都是為中華民族文化繁榮發展作出突出貢獻的學者。自春秋以來，從祀孔廟者152人。其中孔子弟子77人；生于宋朝之前者31人，之后者44人。在宋朝之后44人中，福建13人。他們是：游酢、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黃干、蔡沈、陳淳、真德秀、蔡清、黃道周、李綱、胡安國,如果加上朱熹父親朱松、蔡沈父親蔡元定，則有15位福建學者進入孔廟。同時朱熹是春秋以來，唯一列入十哲，進入大成殿的圣人，顯示了朱熹在中國文化史的獨特的崇高地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