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論語集注》卷二） 仁義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厘之差，千里之繆。（《孟子集注》卷一） 朱子認為，所謂“義”，就是符合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則的東西和道理，也即天理。所謂“利”，就是人訴求于自然、社會、他人的各種欲望，也即人欲。一事當前，如果我們能循著天理去做，那么，利之所歸是自然的。反之，如果我們一味地追求人欲，那么，“利”不但得不到，“害”也緊隨而來了。 在朱子看來，“義”和“利”是統一的，“義”里包含著“利”，“利”是“義”的必然結果。但是反過來，“利”卻不一定都包含著“義”。所以，朱子并不是反對“利”，他只是強調，要以“義”來統御“利”，要通過正確的目的、途徑、手段、方法（宜）去取得“利”。 同時，朱子也不是禁欲主義者，他認為人的欲望是與生俱來的，合理的欲望也就是天理。只有欲望過了度，才是“人欲”。 世間喻于義者則為君子，喻于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于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悮用其心矣。（《文集》卷二九《與楊子直書》） 這是朱子晚年給一位叫楊方的朋友寫信時特意提出的一段話。在朱子的時代，功利主義哲學十分盛行，而有一些學者不但不堅持正確的“義利之辨”，反而想要調和二者，為功利主義尋找借口。所謂功利主義，就是只講結果而不論動機和過程，只追求利益而不顧及道義。朱子和這種混同義利，甚至“以利代義”的理論進行了堅決的斗爭，明確指出，孔子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正是把義利之別看作區分君子、小人的標準。朱子說，現在有人試圖模糊“義”“利”之間的界限，費盡了心機，最后既做不成君子，小人也做得偷偷摸摸，無疑是把心思用錯了地方。 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文集》卷一三《垂拱奏札二》） 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文集》卷七一《偶讀漫記》）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于害者。（《語類》卷一三） 世界上的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害，有所得必有所失。一事當前，不能只看到利害關系，而不顧是否合理、合法、合規。做事如果只考慮利害得失，其結果沒有不陷于禍害的。 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語類》卷九六) 《易傳·文言傳》里有一句話說，“利”，就是“義”得到了應該的、合理的、正確的、恰到好處的安排。可見，“義”里邊本來就包含著“利”。 朱子在《論語或問》里引用胡寅的話：“然自利為之，則反致不奪不厭之害；自義為之，則蒙就義之利而遠于利之害矣。”也就是說，你如果從“利”字著手，那就會招致搶不到手不滿足所帶來的禍端；如果從“義”字出發，那就會享有由義得利的好處而遠離利的害處。所以朱子認為，得“利”，講求的正是與“義”的統一（和），而萬事萬物，得到了應該的、合理的、正確的、恰到好處的（宜）就是得“利”。 圣賢做事，只說個“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事只如此做，何嘗先要安排紐捏，須要著些權變機械方喚做做事？又況自家一布衣，天下事那里便教自家做？知他臨事做出時如何？卻無故平日將此心去紐捏揣摩，先弄壞了。（《語類》卷七三)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東漢大儒董仲舒的話。意思是說，做事情看重的是符合不符合道義，而不是看有沒有利益；看清楚了符合正道就應該去做，而不要計較結果。 朱子非常欣賞這句話，特地把它寫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指出這是“處事之要”，就是人做事的準則、要點。他說，我們做事，不是該怎么做就怎么做嗎？哪里先要苦心設計（安排）、編排拼湊（紐捏），還要搞點權術心眼（機械，即機心），才叫做事？何況我們都是普通老百姓，天下哪有那么多大事等著我們去做？我們做事的時候又哪里知道它的結果是什么呢？既然如此，我們卻平白無故地去畏頭畏尾、拈輕怕重，先就把事情弄壞了。 朱子說，我們做事要光明正大，光明正大的事就是符合道義的事，就應該去做，如果干什么事都是先考慮做了有沒有好處，那就會陷入功利主義的陷阱，結果反而一事無成。他認為，事情的“義”和“道”比結果重要，“利”和“功”是做正確之事自然的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