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時，朱子在閩浙贛交界的武夷山地區(qū)開展文化學術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活動，形成了著名的朱子學派，其影響遍及東南諸省。這時，朱子學說開始受到統(tǒng)治者的重視，他的《四書集注》被欽定為科舉的教科書和考試的標準答案，其學說上升為官方哲學，成為近古中華民族的精神力量和生活方式，影響近古中國社會六百多年。 朱子學是關于自然、社會和人自身的認識成果的總結。它是中華民族的珍貴文化遺產(chǎn)，也是東方文化的杰出代表。作為文化遺產(chǎn)，它是超越時代，超越區(qū)域的。 一、朱子學與東亞文明 中國、韓國、日本三國為近鄰，或山水相依、或隔海相望，由于這種地理環(huán)境和頻繁的學術交流，形成了近古東亞朱子學。 13世紀初，朱子學開始傳入韓國和日本，使朱子學邁進了一個新的發(fā)展時代。就韓國而言，高麗和朝鮮時期的學者，以朱子理氣論為基礎，對心情哲學展開了深入細微的探討。如韓國關于“四端七情”論辯，探討的就是“四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與“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之間的關系問題。這場論辯的時間跨度五百年之久，幾乎每一位韓國朱子學者都直接或間接地參加了這場著名的論辯。在“四端七情”論爭中，韓國朱子學發(fā)展了朱子學中重實踐性、人間倫理層面，強調倫理道德修養(yǎng)，改變人的氣質，而達圣人境界。另外，韓國朱子學強調“氣”的功能性和自主性，倡導“重實”思想，后來發(fā)展為實學。實學是韓國“性理學劃時代的轉換”，是一種“改新的儒學”，是一種以經(jīng)世致用為標志的新學風。其結果使韓國朱子學向著近代的性格轉換，為后來韓國“開化思想”興起的先導意識。 就日本而言，日本朱子學著重發(fā)揮了朱熹的“格物窮理”思想。注重“即物思維”。具有這種特性的日本朱子學，在日本近代化過程中發(fā)揮過重要的作用。貝原益軒繼承了朱熹“格物窮理”中的合理因素，將窮理精神與經(jīng)驗科學相結合，賦予朱子學“理”范疇以經(jīng)驗合理主義色彩。新井白石把朱子學的格物致知之“窮理”與西方的科學技藝之“實理”相結合，提出了“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科學技術），精粗不遺，表里兼賅”的著名口號。在這一口號指導下，幕末維新志士強調要求德川幕府“開國”，積極提倡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藝，以促成日本的富強。所以，日本著名學者源了圓認為，日本朱子學重視“即物思維”，從經(jīng)驗價值出發(fā)，圍繞著自然、科學等問題，尋求自然中的實理。由此形成了日本民族講究實用的民族性和提倡實證科學的良好風氣。 朱子學傳播到韓國和日本之后，于16世紀后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三國共同接受的思想文化，即東亞地區(qū)的主流文化，影響極為廣泛而深刻。清華大學國學院院長陳來教授說：“朱子學在整個東亞實現(xiàn)了完全的覆蓋，成為近世東亞文明共同分享的學術傳統(tǒng)，成為東亞文明的共同體現(xiàn)。”（陳來《中韓朱子學比較研究的意義》，《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3月12日）從朱子學在日本、韓國傳播與影響來看，無論是日本還是韓國，對中國朱子學的引進與吸收，并不是簡單地將中國朱子學移植到本國，而是根據(jù)他們所在國的社會實際，與其傳統(tǒng)文化相融合。研究東亞朱子學的特點，發(fā)掘朱子學其深層的文化內涵，是吸收東亞各國民族文化細微部分的功夫，也是體認各民族思想文化智慧的重要方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