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時，朱子在閩浙贛交界的武夷山地區開展文化學術的傳承與創新活動，形成了著名的朱子學派，其影響遍及東南諸省。這時，朱子學說開始受到統治者的重視，他的《四書集注》被欽定為科舉的教科書和考試的標準答案，其學說上升為官方哲學，成為近古中華民族的精神力量和生活方式，影響近古中國社會六百多年。
朱子學是關于自然、社會和人自身的認識成果的總結。它是中華民族的珍貴文化遺產，也是東方文化的杰出代表。作為文化遺產，它是超越時代，超越區域的。
一、朱子學與東亞文明
中國、韓國、日本三國為近鄰，或山水相依、或隔海相望，由于這種地理環境和頻繁的學術交流，形成了近古東亞朱子學。
13世紀初，朱子學開始傳入韓國和日本，使朱子學邁進了一個新的發展時代。就韓國而言，高麗和朝鮮時期的學者，以朱子理氣論為基礎，對心情哲學展開了深入細微的探討。如韓國關于“四端七情”論辯，探討的就是“四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與“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之間的關系問題。這場論辯的時間跨度五百年之久，幾乎每一位韓國朱子學者都直接或間接地參加了這場著名的論辯。在“四端七情”論爭中，韓國朱子學發展了朱子學中重實踐性、人間倫理層面，強調倫理道德修養，改變人的氣質，而達圣人境界。另外，韓國朱子學強調“氣”的功能性和自主性，倡導“重實”思想，后來發展為實學。實學是韓國“性理學劃時代的轉換”，是一種“改新的儒學”，是一種以經世致用為標志的新學風。其結果使韓國朱子學向著近代的性格轉換，為后來韓國“開化思想”興起的先導意識。
就日本而言，日本朱子學著重發揮了朱熹的“格物窮理”思想。注重“即物思維”。具有這種特性的日本朱子學，在日本近代化過程中發揮過重要的作用。貝原益軒繼承了朱熹“格物窮理”中的合理因素，將窮理精神與經驗科學相結合，賦予朱子學“理”范疇以經驗合理主義色彩。新井白石把朱子學的格物致知之“窮理”與西方的科學技藝之“實理”相結合，提出了“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科學技術），精粗不遺，表里兼賅”的著名口號。在這一口號指導下，幕末維新志士強調要求德川幕府“開國”，積極提倡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藝，以促成日本的富強。所以，日本著名學者源了圓認為，日本朱子學重視“即物思維”，從經驗價值出發，圍繞著自然、科學等問題，尋求自然中的實理。由此形成了日本民族講究實用的民族性和提倡實證科學的良好風氣。
朱子學傳播到韓國和日本之后，于16世紀后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三國共同接受的思想文化，即東亞地區的主流文化，影響極為廣泛而深刻。清華大學國學院院長陳來教授說：“朱子學在整個東亞實現了完全的覆蓋，成為近世東亞文明共同分享的學術傳統，成為東亞文明的共同體現。”（陳來《中韓朱子學比較研究的意義》，《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3月12日）從朱子學在日本、韓國傳播與影響來看，無論是日本還是韓國，對中國朱子學的引進與吸收，并不是簡單地將中國朱子學移植到本國，而是根據他們所在國的社會實際，與其傳統文化相融合。研究東亞朱子學的特點，發掘朱子學其深層的文化內涵，是吸收東亞各國民族文化細微部分的功夫，也是體認各民族思想文化智慧的重要方法。
二、朱子學與東南亞社會價值觀
在東南亞，由于各國文化、社會結構各不相同，因而對朱子學的接受，以及朱子學所產生的影響亦不相同。
越南與中國毗鄰而居，同屬漢文化圈，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結構。越南仿效近古中國以朱子學作為正統思想，重視制禮樂，創學校，振興儒學。同時，越南還大量刊印《孝經》、《小學》、《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節要》等朱子學書籍，致力于儒學的普及，社會教化。這對越南民族道德自覺的提高和精神文明的進步，產生過積極的作用。朱子學在越南傳承發展600多年，其影響極為廣泛深刻，成為越南民眾的價值體系的核心。越南學者陳重金說：“須知我國自古至今，凡事皆以儒教為依據，以三綱五常為處世之根本。……國人濡染中國文明非常之深，盡管后世擺脫了中國的桎梏，國人仍不得不受中國的影響。這種影響年深日久已成了自己的國粹。”（陳重金《越南通史》，戴可來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354頁）近代，朱子學由華人移民，將其傳入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度等東南亞國家。華人在海外自強不息、安身立命之本就是儒家文化（主要是朱子學），其精神源泉來自儒家的價值觀和道德倫理思想。泰國華人領袖鄭午樓博士說：“我們海外華人，在保持中華文化傳統中占有重要地位。事實上，儒家思想早已通過歷史塑造出華人特有的心態和生活方式。……我們必須在投身于一個工商社會以求生存發展的同時，努力保持并發揚華人的道德理性，實踐東西文化共同冶于一爐的中庸之道。”（[泰]鄭彝元《儒家思想導論·序》，曼谷：時中出版社1984年，第1頁）通過華人的倡導，以朱子學為核心的價值觀，得到東南亞社會的普遍認同。
在東南亞各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普遍發展的前提下，朱子學中的價值觀、中庸之道等思想，不僅沒有妨礙社會經濟的運行，反而演變成一種配合經濟增長的有利的人文因素。朱子學作為一種外來文化，將與東南亞各國社會的主流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傳承發展下去。
三、朱子學與歐洲啟蒙思潮
明末清初，朱子學主要由來華傳教士介紹到歐洲。從16世紀中葉到17世紀中葉這100多年，歐洲的羅明堅、利瑪竇和龍華民等一大批傳教士，將朱子《四書集注》和《性理大全》等著作譯成西文。他們還根據各自對朱子學的理解，寫了大量書信文章寄往歐洲。其價值就在于以西方語言首次闡述朱子學的思想觀念，為歐洲人了解朱子學，了解中國文化做出了貢獻。
經過傳教士近百年的傳播，從17世紀末開始，歐洲形成了一百多年的“中國文化熱”。這時期，歐洲的孟德斯鳩、伏爾泰和萊布尼茨等啟蒙思想家們，在深入接觸和研究朱子學的過程中受到了啟蒙。如馬勒伯朗士從“偶因論”的哲學觀點出發，寫下中西比較哲學史上的一篇名作——《一個基督教哲學家和一個中國哲學家的對話——論上帝的存在與本性》。這展示了朱子學與歐洲啟蒙思想之間的互動。朱子學作為一種中國文化，因其有人類共同價值與進步因素，為啟蒙運動所借鑒吸收。
歐洲啟蒙思想家對朱子學的闡釋，也為近代歐洲哲學的開創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資源。從近古中西哲學的發展來看，朱子學與康德、黑格爾的哲學建構有著相似之處。如朱熹與康德哲學中的“天理”與“物自體”，“物理”與“倫理”、“至善”概念的比較分析，朱熹本體論的構建與康德認識論的完成，表明東西方兩種不同哲學都有著相似的思維方式。可見，包括朱子學在內的中國文化在塑造西方文明的過程中，發揮過一定的作用。
從朱子學在歐洲的傳播與影響來看，東西文化的交流是一種互動的過程，是一種全球范圍內的交互關系。任何國家和民族要想改造、發展、超越自己的文化傳統，就決不能把外來文化拒之門外而采取封閉式的內省方式。沒有各國與各民族不同文明之間的互滲、互補，要實現本國傳統文化的更新與發展是不可能的。本土文化與外來文明的對立互補性，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普遍規律。
四、朱子學與北美新儒家
18世紀開始，歐洲耶穌會士們翻譯和撰寫的朱子學著作傳入北美。這時，美國出現了一批“東方學者”，成立了東方學會，開展以中國文化為主體的東方學的研究。哥倫比亞、哈佛、夏威夷等大學都設有朱子學博士課程，為朱子學研究培養人才。70年代后，一批中國港臺地區的學者，如余英時、成中英、杜維明等赴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后留在美國大學任教。他們受到西方文化知識的系統教育和西方哲學思維訓練，以較為熟練的西方現代哲學語言來闡明朱子學，其著作更容易為西方人所理解和接受。這個時期，美籍華人學者和美國本土學者共同開展朱子學研究，出現了極為活躍的態勢，美國也逐漸成為西方研究朱子學的重鎮。
80年代，美國新儒家學者，翻譯朱子原著，撰寫朱子學研究論著，以儒家身心性命之學為終極關懷，開展儒學的復興運動，對朱子學的闡發作出了努力。如狄百瑞通過對朱熹思想的詮釋，認為朱子的哲學正是一種無比卓越的自由主義學說，并把宋明理學的自由主義傳統因素歸納為諸如“為己之學”、“人本主義”、“理性主義”等。成中英在朱熹超融思想的啟示下，進一步提出了“以知識構架實現儒學的超融創新”的主張。他認為，儒學是一個持續發展的生命體，從先秦儒學發展到宋明理學再到新儒學，下一步的走向就是全球儒學。杜維明致力現代新儒學的發展、文明對話及現代精神的反思，并提出儒學應在以朱熹為代表的第二期儒學（即宋明理學）的基礎上，發展第三期儒學（即現代儒學）。此外，加拿大學者秦家懿主要從事朱子學與西方哲學比較研究。梁燕城主要從事儒學與全球倫理研究。
這些北美新儒家學者對朱子的研究，表現出與歐洲學者迥然不同的研究特點。其中最突出的是重視對朱子思想的研究，推動現代新儒學的發展。
五、朱子學與世界性的普遍意義
從朱子學在海外傳播的時空性特征而言，朱子學是近古東亞文明的體現，并在西傳過程中，對西方文化產生了廣泛深刻的影響。它具有“世界朱子學”的意義。
21世紀，國際朱子學研究的特點，是在全球視域下探討朱子學的時代價值。許多學者從世界的大局來看朱子學在東方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并與西方現代思想進行比較，從中尋找出東方文化中適合現代西方人的部分。朱子學在以后的發展中能否對世界作出貢獻，主要決定于朱子學是否能夠開創一套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自覺的倫理。我們要進一步把朱熹的思想、處事哲學和人生修養，普遍地介紹給現代人，有效地提升現代人對自身生命價值的重估，建立起引導人生的價值指向。這有利于中國文化走出去。
朱子學作為一門學問，作為一種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思想學說體系，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因此，朱子學的傳承發展，對于提高中華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促進東西文化“對話”，推動世界性的文化交流與合作上，加快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步伐，都具有現實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