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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留下了豐富的教育遺產。它對于我國當代教育改革和發展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我們把目光投向西方的同時，更應反求自身，總結和學習傳統的教育經驗，結合實際加以創造性弘揚。我想朱熹教育改革做法，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肯定： （一）德育為先 1985年、1994年、2000年、200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三番五次下文，要求學校加強德育工作，并把它作為評價一個地區、一所學校教育教學的重要內容。孔門四科德行、政事、文學、言語，德為先。朱熹反復說，國家教育“所以必立德行之科，德行之于人大矣。……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道德教育是學校教育的首要任務，也是為學之本。學校的德育工作應從“三全”上下力氣：一是全員。所有從事教育的教職員工，都肩負著教書育人的天職，都是德育工作的主體，不能只教書不育人。把德育工作當作是政工部門和政治老師乃至班主任的事，都是未盡為人師表之責，那樣只能使學校行政化愈發嚴重。二是全程。要把德育貫穿到教育和管理的各個環節，從學生的行為舉止到各門知識學習的全過程，讓學生從小事做起、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莫以善小而不為，莫以惡小而為之”。三是全力。學校要把德育工作抓好，主管部門要建立簡易有效的德育評價體系，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將學生和教職員工德育情況及時反映，高考的內容和錄用要體現和突出德育，改變“選分不選德”的狀況，全力將德育工作落到實處。 （二）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是朱子修養論，也是認識論與方法論。錢穆先生指出，“朱子思想，以論格物窮理最為后人之重視，亦最為后人所爭論”。格物一詞，見于《大學》。而“格物致知”的理論是朱子對儒學的重要貢獻之一。朱子認為古本《大學》頗有錯簡，遂重新修改，將其分為經一章、傳十章。他發現傳之第五章已亡失，于是“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朱子的“格物致知”就其目標而言，即物窮理，體悟天性，依循天理，知不善之不當為而不為；就其對象而言，指“凡天下之物”都應格；就其方法而言“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必須“用力之久”。就其預期成效方面，使“知物之表里精髓無不到”達成“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的目標。朱子提出了一條向外求知的方法，通過實踐求理，獲得真知，不斷格物，不斷進步，從而認識自然和社會的規律。如果撇開其客觀唯心主義的成分，這一理論與毛澤東主席所表述的認識總規律十分相似，“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循環往復，以至無窮”。 朱子對“格物致知”理論身體力行，上“格”天文地理，下“格”飛禽走獸，獲得令人瞠目結舌的真理判斷。他發現了化石、雪花六邊形、懸棺所葬的是部落酋長等科學事實。他自制渾天儀，觀測天象，得出“東方星云說”的結論，比西方天文學家開普勒早上四五百年。他對周易研究的成果，特別是那張陰陽回環相抱古太極圖，極大影響了波爾和萊布尼茨，而前者創立了量子互補理論，后者則是電子計算機基礎二進位制的創立者。英國科技史家、中國科學史之世界權威李約瑟早在半個世紀前就指出，“朱熹是一位深入觀察各種自然現象的自然學家”。《萬歷十五年》的作者黃仁宇說：“朱熹在沒有產生一個牛頓型的宇宙觀之前，先產生了一個愛因斯坦型的‘宇宙觀’”。這說明朱子“格物致知”的要求不僅是道德層面的，反而更多屬于知識層面。值得指出的是朱子這一理論還具有實踐的品格。他強調知行相須，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故圣賢教人，必須以窮理為先，而力行以銘之”，“學貴踐行”。 作為朱子教育思想重要內容的“格物致知”理論，長期以來被束之高閣，被認為不過是“尊德性”之論。堅持中國特色教育發展道路，理應把“格物致知”擺上應有的位置發揚光大。第一，要把“格物致知”作為認識論。既作為立德樹人的指導原則，又作為探索追求科技知識的方針，為中國特色教育的指導思想提供涵養和補充。第二，要把“格物致知”作為方法論。以其為人才培養，道德養成的起點，也作為道德完善，知識進步的目標，更當作手段，對事物的了解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循環往復，循序漸進。“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日既多，然后脫然在貫通處”，使“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第三，要把“格物致知”作為功夫論。正因為朱子把格物致知的對象確定為所有天下之物，要求“格”之其極，“今也必須為僧家之行腳，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跡，這道理方得周遍”。讀書成才要動腦，更要動手，貴在實踐，讓孩子們的人生變成行動的人生。 （三）生命教育 應試教育像一座大山，壓得孩子們沒有童年，沒有歡樂，沒有興趣，沒有創造性。“在不該認字的年齡認字，在不該算數的年齡算數，美其名曰不要輸在起跑線上”，而素質教育的所有能力訓練，到最后都成了應試工具。這極大摧殘了孩子們的身心，以致于一旦考上了，反而茫然不知所措，幾乎每所高校都有輕生的事件發生，而這些學子往往不是“不用功”的“壞學生”，而是心理嚴重壓抑，用功學習的“好學生”。 朱子的教育思想本質上是生命教育學說。他的核心觀念是易傳的“生生”與孔子的“仁”。從先秦開始，圣賢就重視人生，儒家更重“仁”，把“仁”作為“仁義禮智”四德之首，并包括其余之德。朱子說，“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義為先，蓋此是萬理之源，萬事之本”，“如《大學》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力行，亦所以求仁也”。但是朱子將“仁”的觀點發展到極致，構建了“仁”的形而上學的本體論體系，闡述了“仁”與“理”，“仁”與“心”，“仁”與“生”的關系，將人道與天道貫通起來，釋仁為“心之德、愛之理”，指出“仁者，人也”；仁字有生意，是言人之生道也。錢穆先生說，“朱子專就心之生處，心之仁處著眼，至是而宇宙萬物乃得通為一體。當知從來儒家發揮仁字到此境界者，正惟朱子一人。”朱子認為實現了仁的境界，就能得到“至樂”，就能達到“天人合一”，把握生命、體驗生命、理解生命、化育生命、提升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使生命趨向至善。這是朱子教育思想的根本精神，朱子所有教育理論和實踐都是圍繞這一核心展開。 借鑒朱子的生命教育理論，我們應當，第一,加強人文情懷，生命尊嚴。學生的身心健康高于一切，發展生命、提升生命作為一切教育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決不能把學生視為產品，決不能把學校當作工廠，要把所有的孩子視為己出，讓他們生命如鮮花一樣沐浴春風雨露盛開。第二,加強素質教育,全面發展。要把教育主管部門關于素質教育的好主張落實到實處，將音樂、體育、繪畫、美學等全面發展的課程作為必修課，讓德智體美勞的培訓回到課堂，回到學校，而不是交給家長和社會，然后隔山打鼓形式主義般整頓。第三，加強修學、研學，讓學生在游歷山川中，領略中華民族豐厚的自然文化遺產，寓教于樂，而不是像有些學校連春游都不敢組織，把“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民族傳統丟失了。（張建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