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子評“曾點之學” 我國旅游文化源遠流長。在《論語·先進》篇中有一段膾炙人口的文字，說的是孔子和他的四個弟子圍繞著各自的志向進行的一場談話。其中子路等弟子或表達治國安邦、施行禮樂教化的宏愿，惟曾點語出驚人，他說：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在春回大地，桃紅柳綠之際，與一群青年人，穿著春天的服裝,沐浴著春光，或縱情嬉戲，在沂水河邊洗洗澡；或載歌載舞，在舞雩臺上吹吹風，然后吟誦著詩歌回家。曾點在此描繪了一幅歡快的游春圖。不料話音剛落，孔子無限感慨地說,“吾與點也”，我贊同曾點的觀點。如果用現代時尚的話，這就是古老的帶有濃厚的儒學色彩的“詩和遠方”…… 但是，一部《論語》，說的多為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孔夫子平日教導學生，也多為治國安邦的理想，在此卻對曾點愿意悠閑自在地去游玩的觀點，點頭表示贊許。這就讓后人很難理解。這個問題，引起朱子的關注。他對這個古老的“詩和遠方”，有這么一段評價： 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處，從容如此。……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于言外。(《論語集注》卷六，《先進》) 在朱子看來，對“曾點之學”，不能僅僅作為一次普通的游玩來看待，而應提升至某種具有其特定含義或象征意蘊的層面來認識。這個層面，就是構成大千世界的萬事萬物，與人類社會的關系問題。朱子是我國傳統儒學的集大成者。他的最主要的哲學觀點就是“理本論”，即以“理”為世界的本原。所謂“合天地萬物而言，只是一個理”。這個理，寓于大千世界之中，雖然表現為千差萬別的事物，但究其根本，又同歸于一理。即所謂“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朱子語類》卷一八)。所以,他認為“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孟子集注離婁下》)，將這樣的觀點推導到人與自然界的關系上，就是要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要做到這一點，其途徑就是要培養人的道德情感和道德理念，關愛一切生命，達到“天地萬物上下同流”“萬物各遂其性”。 在朱子看來，這個“萬物”，既包括自然界的各種動物和植物，也包括人類社會的各種各樣的人。讓萬物各遂其性，就是讓天地萬物和人類都能各自按照其本性，與各自的需要和愿望來發育生長，而不要人為地扭曲它、強迫它。 游學以“格物致知” 人與自然界的關系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加強人對自然萬物的認識和溝通，則是儒家學者所堅持的儒學理念之一。而這種認識和溝通的方法，在外在表現形式上，旅游是其重要方法之一。通過旅游，可以增長人的知識，陶冶情操，提升道德觀，并加深對儒學本體論的認識。對此，儒學祖師孔子有“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論語·雍也》)的著名觀點。 仁，是儒家政治倫理的中心范疇和最高道德準則，是儒家處理人際關系的道德倫理，是儒學的核心思想。 智，也是儒家的道德觀念之一。孔子認為，“君子道者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憲問》)。智就是知仁，故為“不惑”，朱子稱為“達于事理”。仁者兼具仁、智、勇三項品格，任何艱難險阻都無法阻擋，有如“周流無滯”的流水，奔騰向前，故曰“智者樂水”。 我們知道，歷史上的儒學大師，幾乎都是教育家。孔子、孟子、荀子是教育家，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一直到朱子，都是教育家。廣招弟子、升帳講學是他們傳播儒家學說的主要方法。前面說到，“仁山智水”的“曾點之學”既然如此重要，那么，表現在這些教育家那里，旅游往往就和率徒聚眾講學結合在一起，稱為“游學”。 對此，朱子有其獨特的見解。他認為，大自然中蘊涵著深刻的道理，故游玩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有益補充。通過登山臨水，接觸各類事物，來體察天下萬物之理，即所謂“朝夕游焉，以博義理之趣。”所以，旅游既是其寓教化于游樂之中的教學方法，也是他提倡的“格物致知”的途徑之一。 登山臨水體察“理” 朱子是一位將旅游與講學活動緊密結合的大師。 朱子在建陽、武夷等地講學，附近風景最佳處有武夷山、百丈山和廬峰、云谷等地。宋乾道、淳熙年間，朱子經常率門人在這幾處游學。如乾道六年（1170年），與建陽丘子服游廬峰；淳熙二年（1175年）七月，率門人從五夫出發同登建陽云谷山；淳熙五年（1178年）七月與弟子廖德明、方士繇等登天湖，并與蔡元定等相約在云谷講學。淳熙十年（1183年）四月，他在五曲大隱屏下創建了著名的武夷精舍，在此聚眾講學。 《武夷精舍雜詠》有《仁智堂》一詩：我慚仁智心，偶自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千里。 詩中敘述了堂名的由來，自謙還不能達到孔子所說的“樂山”的“仁者”和“樂水”的“智者”的境界，但自己是個酷愛山水的人，愿意永遠和武夷蒼崖碧洞作伴，日日登山臨水。事實也是如此，寫這首詩之后的八年，即從淳熙十年到紹熙元年（1183年—1190年），朱子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武夷精舍授徒講學和從事學術研究。由于武夷精舍坐落在集武夷山水之精華的五曲大隱屏下，為朱子在講學之余朝夕游焉，以博義理之趣，提供了絕好的條件。武夷山的自然和人文景觀均成為朱子率門人出游的觀賞目標。這里成了朱子學派的學者們開展學術研究和傳播理學思想的重要陣地，也是其門人弟子們登山臨水、陶冶性情的絕佳場所。 淳熙十一年（1184年）仲春，朱子與門人游九曲溪，寫下了著名的《武夷棹歌》十首。 在武夷精舍講學之時，朱子還率門人對武夷“船棺”“虹橋板”進行實地考察。他對武夷山向來眾說紛紜的武夷君的來歷進行推斷，認為武夷君乃遠古時期的部落酋長，并駁斥了船棺系神仙下葬之處。這對引導門人科學地分析、認識武夷遠古的歷史和傳說，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在武夷精舍講學時期，朱子還率門人弟子走出武夷山，到福州、莆田、泉州等地。通過對學者的互訪，擴大了本學派的影響。 韓元吉在《武夷精舍記》中，將朱子率弟子優游武夷林泉之下，與孔子率弟子登泰山之巔相提并論，揭示古代教育家“志于道”與“游于藝”二者之間的關系。 在此前后，朱子在南康白鹿洞書院、長沙岳麓書院、建陽考亭滄洲精舍等處講學，旅游與講學相結合這種形式始終不廢。乃至門人趙師恕曾有這樣的高論： 某平生有三愿：一愿識盡世間好人，二愿讀盡世間好書，三愿看盡世間好山水。 朱子攜門人游學，其主要目的，就是通過登山臨水，接觸各類事物，來體察天下萬物之理，感受“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的理學思想。 1988年4月，蔡尚思先生寫下的后來被廣泛傳誦的小詩：“東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國古文化，泰山與武夷。”名人名山，之所以能交相輝映，以至“泰山和武夷”最終成為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座高峰，分別代表了孔子思想的偉大和朱子思想之崇高，令后人有“高山景行”之思，其起因，應該說是與他們所賦予的山水具有“仁智”的儒學品格，以及他們一系列的游學實踐是分不開的。（方彥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