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的《論語》，作為承載儒家思想的恢弘巨著，以其深刻的思想內涵、鮮明的東方文化特征和高度濃縮的理論精華，影響了中國2500多年的歷史。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即指《論語》是最精深的政治學。現在社會上通常把儒學作為“國學”，甚至有學者建議把《論語》作為我國的“圣經”，時習之，推廣之。本文試圖從《論語》的傳播、發展及儒家學說對世界的影響諸方面進行探索，供大家參考。 《論語》的歷史地位和影響 說到《論語》的歷史地位和影響，勢必要談到孔子。孔子一生在政治上屢屢不得志，但他以道德高尚、人品出眾、學問淵博知名于世，受到人們的稱頌，堪稱古代大眾傳播的先驅者。盡管孔子并沒有專門涉及大眾傳播的言論，但他的言語，尤其是《論語》，用時下最流行的一個詞來形容，是世界上最早的微博，帶有傳播理論的色彩，閃爍著傳播智慧的光芒。有人說，他是上天用來啟發下民的“木鐸”，是多能的“圣者”。他的學生顏淵說：孔子之道“仰之彌高，鉆之彌堅”。子貢贊美孔子：“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戰國時，儒學成為世之“顯學”，其代表人物孟子、荀子對孔子頌揚有加。西漢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孔子的地位被推至先秦諸子之上。司馬遷在《史記》中將孔子歸入“世家”，與諸侯將相并列。有的儒者稱孔子為“素王”，即指有帝王之德而不居帝王之位的人。朱熹首稱孔子為“萬世師表”，并終身以孔子行為為表率。直至明清時代，以朱熹詮釋的、孔子為代表的儒學，基本上一直處于獨尊的地位。歷代統治者都竭力尊崇孔子，為他建廟祭祀，賜給他后裔爵位和特權，并給孔子本人累封“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師”等頭銜，清康熙皇帝還親為文廟賜“萬世師表”匾等，孔子的名字似乎成了中國古代文明的代名詞。雖然歷代儒者都對《論語》加以某種改造，但像孔子思想中強調德治、重視教化、輕鬼神重人事、積極進取等內容，一直是儒家思想的基本準則，仍長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和影響。 孔子博學多識，卻“述而不作”，除整理《詩》《書》等古代典籍外，并沒有系統闡述思想的論著。《論語》作為弟子后學整理的材料，在這方面起到了彌補的作用。《論語》全書記錄孔子談話、答弟子問及弟子間相互談論，多方面表現了孔子的思想和學說，包括孔子的政治主張、教育原則、倫理觀念、品德修養、文學理論等諸方面，還記載了他一些生活習慣和細節。可以說，《論語》是研究孔子思想和生平最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其發揮的作用、產生的影響和釋放的能量不可估量。趙岐曰：“《論語》者，《五經》之輨轄，六藝之喉衿也。”薛放曰：“《論語》者，《六經》之精華。”李元度曰：“《論語》所言之義理，精且粹矣。即以文論，非諸經所能及也。《易》《詩》《書》《禮》《春秋》之文，各造其極，亦各不相謀，而簡括處終不及《論語》。《論語》之文，能以數語抵人千百言，如太和元氣，如化工之肖物，各無遁形。”陳灃說：“經學要旨，皆在《論語》中。”董仲舒認為，《論語》可以折獄。就是說，《論語》是刑法甚至一切基本法律的淵源。辜鴻銘曰：“半章《論語》可以振興中國。”《論語》還影響到了后世的著述和筆法，比如，唐時的《女論語》、明時的《女四書》等都能看到《論語》的影子。 “四書”的推出與朱熹的貢獻 所謂“四書”即《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的合稱。元明清近600年間，“四書”一直是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論語》作為“四書”之首，自然成為士子們讀書做官的敲門磚。它在當時的地位之高，影響之大不言而喻。但“四書”的推出，和朱熹是分不開的。漢武帝時，立《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五部經書于學宮，為“五經”，設五經博士。《論語》此時尚未取得與“五經”并駕齊驅的地位。到了東漢，隨著儒學地位的上升，《論語》才進入經書行列，與《孝經》一同加在“五經”之上，稱為“七經”。唐代以《易經》《詩經》《尚書》《儀禮》《周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春秋谷梁傳》合稱“九經”。“九經”以外，要求所有人都得研讀《論語》《孝經》，稱作“兼經”。唐代學制中規定：《論語》《孝經》為共同必修科目。科舉中有“明經”一科，無論主考何經，《論語》《孝經》皆為共同必試。 宋代，以程（程頤、程顥）朱（熹）理學為主要代表的宋學興起并盛行，將儒學的發展推到一個新階段。宋學的特點是輕名物訓詁而重義理發揮，因此，《論語》《孟子》等書，尤其受到宋代學者的重視，地位開始超出內容繁瑣難懂的舊“五經”。河南洛陽著名理學家程頤非常推崇《論語》，他評價《論語》“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說：“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即治，則六經可并不治而明矣。”二程曰：“于《語》《孟》二書，知其要旨所在，可以觀《五經》矣。”到了南宋，理學家朱熹從《禮記》中抽取《大學》《中庸》兩篇，與《論語》《孟子》合編為“四書”，并作《四書集注》，其中《論語》列于“四書”之首，至此，“四書”之名方始成立。 朱熹進一步發揮程頤的論點，說：“四子（即《四書》），六經之階梯。”主張由易到難的程序，先讀“四書”，再讀“五經”。朱熹指出，“四書”是直接的孔孟之道，“五經”則是孔孟以前的“先王之教”。就理解孔孟思想、用以鞏固封建統治來說，當然是前者更重要。因此他說：“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只可《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朱熹又打比方說：“《語》《孟》《中庸》《大學》是熟飯，看其他《經》是打禾為飯。”從這個比喻來理解，熟飯可以當時就吃，易于消化；打禾為飯卻要經過多道工序，急躁不得。因為《論語》《孝經》，篇幅較短，相對于深奧的“五經”來說淺顯易懂。學子們大致識字后，讀《論語》《孝經》，可為以后學習“五經”打基礎。“五經”難度大，一般人畢生只能讀通一經，能通兩經以上的很少見。《論語》則是讀書人必讀之書。朱熹把《論語》奉為經典中的經典，進而把《大學》看成是“為學的綱目”、“修身治人的規模”。他說：“先讀《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里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朱熹為寫作《四書集注》，傾注了畢生精力，以其中《論語集注》而言，前后歷時40余年，反復修改刪訂，使《論語集注》日益精密，從中可以看出他對《論語》這部書的極端重視。最后，朱熹將《四書》定為封建士子修身的圭臬：《大學》——政治綱領、《中庸》——哲學核心、《論語》——基本原理、《孟子》——思想體系，由此構成一個完整的理學思想體系。 經過朱熹平生不斷的講學傳道以及和各學派間的爭鳴論戰，以朱熹為代表的閩學（理學）名聲大作，逐步被封建王朝所重視，列為儒家正宗。從南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年）開始，朝廷贈朱熹為太師，追封信國公。朱熹第三子朱在為皇帝闡述“為人主學之要”時，理宗皇帝說：“先卿《中庸·序言》之甚祥，朕讀之不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紹定三年，改封朱熹為徽國公。淳祐元年（1241 年），詔祀孔廟。咸淳元年（1265年），賜婺源祖地為“文公闕里”，與“孔子闕里”南北對應。此后，素有“北孔南朱”之譽。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順帝改封朱熹為齊國公，賦予朱熹崇高的享譽。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欽定“四書”、“五經”為科舉必讀之書，詔從朱氏傳注。明景泰皇帝欽頒朱熹“素王”像，享受與孔子一樣的恩榮。從此，朱熹的學說（閩學）正式成為官學，影響我國封建社會近700年時間。根據朱熹對中國古代文化的貢獻，清康熙皇帝的頌詞比較確切地總結了朱熹一生的歷史功績：“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升朱熹為“十哲之次”，配享孔子。漢代以來，中國有那么多的先賢儒者，能享受到如此禮遇的，朱熹是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 總之，現代人研究孔子及其儒學，是站在朱熹這一巨人研究成果的肩上。前一段時間，聯合國一個著名的政治家提出，要構筑和諧的世界，必須用中國的孔孟、朱熹的思想來規范世界、治理世界。如今，孔子像及其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置于聯合國大廳顯著位置，這是世界人民對中國儒家文化的認可，更是中華民族的自豪與驕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