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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一生與大山結緣，在尤溪一出生就留下“文山”“公山”的美談；少年時在五夫從學劉子翚，在屏山之下度過數十個春秋；中年時，又在建陽寒泉塢、云谷山結廬講學。正應了他所寫“琴書數十年，幾作山中客”的詩句。應該說，在諸多客居大山的機緣中，武夷山在朱子的生平中顯得尤為重要。 縛屋結茅 客居山中 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七月，朱熹在浙東提舉任上彈劾唐仲友受挫，次年正月悵然回歸武夷。在武夷山五曲建書院，四月落成，名為武夷精舍，由此開啟了長達八年的山居歲月。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舟行過此，已有卜筑之意。十三年后，這一愿望方得以實現。然而，其規模，其地，不過區區半畝；其屋，不過是草茅三間而已，故可在兩三個月之內完工。 由于朱熹拒絕了各方襄助，而僅以微薄的祠官之俸自營，故其資金明顯不足。為了解決這一困難，朱熹“躬畫其處”，即自己設計：“中以為堂，旁以為齋，高以為亭，密以為室。”這是根據地形地勢的不同特點設計建造適合的建筑物。又率及門弟子“誅除茅草”，得地數畝，“具畚鍤，集瓦木，相率成之”。此又從清理地基，籌集工具和建筑材料，到最后建房搭屋，均由門生弟子揮灑汗水，自力更生來完成。朱熹對此有“視所縛屋三間，制度殊草草”的描述。一個“縛”字，寫出了山中草堂和茅庵，用毛竹、藤條捆扎而成的神韻，也道出了資金短缺的窘迫。以故，朱熹在寫給友人的書信中說：“武夷結茅雖就，然亦苦此。覺得卻是朋友直來相訪，只就書院中寢食，則都無外面閑人相擾也。”由此可見，朱熹縛屋結茅，客居山中，為避“外面閑人相擾”，以便專心致志做學問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今人描述武夷精舍，大多喜引用董天工的《武夷山志》，稱其為“武夷之巨觀”。實際上，這個“武夷之巨觀”是在朱熹身后的幾百年間，不斷重修重建才出現的，與朱熹在世時其實沒什么關系。 學友云集 學術活躍 朱熹在《武夷精舍雜詠》的序文中描述了精舍的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結合現存遺址來看，武夷精舍的原始格局大致為：隱屏峰下，兩麓相擁之中，有居屋三間，名為“仁智堂”；堂左有“隱求室”，為朱熹居室；右有“止宿寮”，供奉迎親友之用。山麓之外累石為門，稱“石門塢”，塢內為生徒群居之所，稱“觀善齋”。另有寒棲館、晚對亭、鐵笛亭等建筑。書院建成之時，四方學友士人云集，著名詩家詞家陸游、辛棄疾、楊萬里、袁樞等均有詩以紀之。 精舍建成，南方各省的學子紛紛負笈前來從學，一批朱熹學派的中堅人物都聚集在武夷山下。朱熹為門人宿所“觀善齋”題詩說： 負笈何方來？今朝此同席。 日用無余功，相看俱努力。 其從學門人之盛，據朱熹摯友、詩人陸游為朱子門人方仕繇撰寫的《方伯謨墓志銘》一文中，有“朱公之徒數百千人”的說法。朱熹本人則說“四方士友來者亦甚眾”。從淳熙十年到紹熙元年（1183年—1190年）朱熹赴漳州任前的八年中，他主要在此聚徒講學和從事學術活動。這里成了朱熹學派的學者們開展學術研究活動的重要場所。這一時期，前來問道求學的門人弟子眾多，是以朱熹為代表的閩學派迅速壯大、學術活動空前活躍的一個時期，也是朱熹的學術思想走向成熟的時期。朱熹在此寫成了《易學啟蒙》《詩集傳》《周易本義》《大學章句》《中庸章句》《大學或問》《中庸或問》《楚辭協韻》《孝經刊誤》《小學》和《中庸輯略》等一大批論著。武夷精舍的學術和教育實踐，促成了朱熹理學思想體系的形成。后人評價朱熹武夷精舍在歷史上的作用，有“達則立功，開一世之理；窮則立言，覺萬代之聾聵”，可謂言簡意賅。 教學刻書 “武夷巨觀” 那么，在這所著名的私辦書院中，朱熹是如何開展教學活動的呢？ 一是沿用《白鹿洞書院揭示》。《白鹿洞書院揭示》是朱熹在淳熙七年（1180年）在任南康知軍，興復白鹿洞書院時所制定。該學規體現了書院教學的根本宗旨和目的，又明確了為學之序和修身、處事、接物之要。故在武夷精舍教學中，朱熹仍將其作為精舍諸生從學的規則。 二是指導學生承擔部分研究課題。指導學生承擔部分研究課題，是朱熹在書院講學中一貫堅持使用的教學方法之一。在武夷精舍，朱熹又將此方法繼續推行至其教學實踐中。如門人黃榦，曾協助朱熹編輯和修改《小學》一書。通過編纂教材這一環節提高其從學門人的研究和判斷能力。 又如《易學啟蒙》一書，成書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三月，是朱熹為糾正當時學者受現行《周易》文本的影響，而產生“緣文生義，穿鑿破碎”之弊而撰。此書之寫作，由門人蔡元定協助完成。朱熹在書中，吸收了蔡元定的某些觀點和部分研究成果。 三是編刻圖書、發布學術成果。朱熹在五夫家居，及建陽寒泉、云谷講學時期，就有過編纂和刊刻圖書的經歷。武夷精舍講學時期，朱熹繼續發揚書院刻書的傳統，將其編著以及友人的著作刊行于世。如淳熙十一年（1184年），將友人呂祖謙遺作《大事記》刊刻出版。同年，編纂亡友張栻的《南軒集》四十卷，并為之刊版印行。淳熙十三年（1186年），朱熹《易學啟蒙》成書，由其門人蔡淵刊刻于建陽。淳熙十三年（1186年）成書的《詩集傳》二十卷，次年由蔡元定刊刻于建陽后山，版本學上稱為“后山本”，淳熙十四年（1187年）編成《小學》六卷，仍由蔡元定刊行于建陽，封面題“武夷精舍小學之書”。這是我國有文字可考的最早使用封面的圖書。 朱熹去世后，其子朱在、孫朱鑒曾加以擴建，宋末又歷經淳祐四年（1244年）、景定二年（1261年）和咸淳四年（1268年）三次重修和擴建。咸淳四年（1268年）十月由宋度宗御書賜額，改名為武夷書院，并設山長一員，徽州休寧人氏程若庸任其職，武夷書院從此成為官學。由官府撥給公田，以贍養學者。 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在建寧路通判母逢辰的主持下，武夷書院有過一次大修。熊禾那一篇著名的《重建武夷書院疏》“宇宙間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勝；孔孟后千五百余年，道未有如文公之尊”，就寫于這一次大修之后。今武夷山四曲留存的摩崖石刻“至元庚寅之春，劍南母逢辰修創書院。董役者趙必社、安天民、熊禾、詹光祖。彭文甫書”，也是這次大修之后所留下的歷史記錄。 元末，武夷書院毀于兵火。明正統十三年（1448年），朱熹八世孫朱洵、朱澍加以重建，增建朱文公祠，主祀朱熹，并以黃榦、蔡元定、劉爚、真德秀配祀。此為“朱門四配”，沿用的是元至元間建陽考亭書院的規制。正德十三年（1518年），巡按御史周鵷清、軍御史周震及僉事肖乾元協力策劃，命縣令王和重修，辟地百余丈，繞以圍垣。前豎牌坊，匾刻“武夷書院”。沿著牌坊稍進有樓五楹，名叫高明樓，正中大堂也有樓五楹，兩廡各六間。全部構筑軒雅宏麗，并曾置田百畝作為祀事及修繕費用，旁邊又建屋數間，擇朱子后裔一人，在此負責管理。明萬歷年間，少司馬陳省寓居武夷云窩時也曾修繕過武夷書院。 清順治以后，書院又歷經幾次重修。康熙二十六（1687年），康熙皇帝御筆“學達性天”匾額。清康熙五十六（1717年），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捐俸倡修。至此，董天工所說的“武夷之巨觀”基本成型。（方彥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