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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人類社會物質與文化的結晶，也體現物質與文化的氣象。理學家傳播文化、傳播理學，最終的目的是實現社會大同。雖然這個大同社會只是儒家、理學家的美好愿景，但千百年來，成為國人孜孜追求的理想目標。 物、理、心是宋代理學家研究最多的哲學概念。物是萬物（包括事物），理有萬理，但物和物之理都客觀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物和物之理向何處變化、發展卻操之于心。這個心是物和物之理的中心樞紐。如何運用這個心，儒家提出了一個重要方法——喜怒哀樂氣象為如何。朱熹說：“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中庸章句》）萬事萬物達到中和的狀態，天地各得其位，井然有序，萬物生生不息，這就是自然與人類文明的美好狀態。 理學家“遵德性而道問學”，無論是內求于心還是外求于理，都是為了中和。不同的社會制度的價值觀有所不同，但都有一個亙古不易的普遍法則，懲惡揚善、明辨是非、匡正去邪是古今共由之理，更簡潔的是一個善字。善，屬于儒家心性觀的范疇，在諸論中居首要地位，也是是非、正邪的一個重要砝碼，它包容廣大，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義利觀都在其中，并且操之在我。我之心即宇宙之心、天地之心，有此心物與物之理才能向上向善。 宇宙之心、天地之心，與生俱來，不能與物和物之理齊觀。上古時代，物匱民貧，卻有心性之養。三代（夏、商、周）鼎盛之時，心性覆載天地之間，“以遂其性”。（《宋史》卷四二七“道學一”）可見，心性具有天然的本質，有此心性才有“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的文明狀態。 心性之法不會自然流布于物和物之理，需要人的匠心獨運。朱熹說：“土地本生物養人。”（《孟子集注》）這是天地之性，但是順物之性而養，還是爾虞我詐而養頗有心法。朱熹說：“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論語集注》）“道不難知”“隨處發見”（《孟子集注》），人之性需“見于動作威儀之間”（同上）才能落到實處。儒家教人的心法是獨善其身，以己之善及人之善、及天下之善。朱熹在解釋孟子說的“善士”時說：“言己之善蓋于一鄉，然后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于一國、天下皆善。”（同上）這是理學家的高明所在。 文化的目的在于敦化風俗，獎掖先進。楊時、游酢不遠千里“程門立雪”，為的是“庶彰文明之化”；羅從彥“鬻田裹糧走洛”，為的是“天下有風俗”；李侗“崇正教”，為的是“善民俗”（明?費宏《新建李延平先生祠記》）、“鳳凰千仞耀文明”。（明?方岳《延平書院》） 大千世界繁復紛擾，唯有發明本心、細觀萬物、明察物理，方能繪出萬物華彩。上下五千年中華民族的文明史證明，最好的名片是文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