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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蘇區，原為崇安蘇區。崇安蘇區以1930年5月成立的崇安縣蘇維埃政府為標志正式建立。 1931年7月，閩北分區蘇維埃政府在崇安縣洋莊鄉坑口村成立，以崇安為中心的閩北蘇區正式形成。 閩北崇安蘇區時期經濟建設的紅色內核，是多角度、多領域的。茶葉生產，是蘇區經濟建設紅色內核的重要部分，由蘇維埃政府國民經濟部負責主司。紅色茶葉稅收，是蘇區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由蘇維埃政府財政部（財委會）負責統一管理。 武夷山有馳名中外的“大紅袍”，是烏龍茶、紅茶的發源地、中心地和集中地，歷史悠久，聲譽世界。 據史料記載，1924年武夷山有巖茶廠百余家，年產量達30余萬斤，成為崇安國民經濟茶、紙、木材三大支柱之一，尤以“大紅袍”“巖茶”“紅茶”著稱。 但由于民國時期，福建軍閥混戰，使閩北崇安農村農業農民生產力受到破壞，茶山、茶葉受到嚴重影響，造成大批茶廠倒閉、茶工失業。 1927年7月，崇安成立了“中共崇安特別支部”，隸屬黨中央。1928年1月，成立“中共崇安縣委”，徐履峻任縣委書記。1928年9月和1929年1月，崇安縣委領導了震撼閩北的兩次上梅暴動；1929年10月，在崇安縣嵐谷區建立了閩北第一支工農紅軍55團；1930年5月，在上梅區成立閩北第一個縣級蘇維埃政府，并在全縣蘇區進行了閩北第一次土地改革運動。 閩北崇安蘇區正式形成，被譽為“方志敏式”根據地。這期間，在崇安縣委和縣蘇政府高度重視下，由縣蘇國民經濟部直接領導，對全縣蘇區的茶農、茶廠、茶山、茶葉進行全面的規劃、恢復和建立，據武夷的天心、星村的桐木、洋莊的吳三地三個茶葉生產的中心地和集中地統計，崇安縣蘇區茶葉面積達到1200畝，總產量達到1350擔，茶葉收入占全縣國民經濟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二，成為崇安蘇區國民經濟總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 崇安蘇區茶葉生產的發展，對于加快蘇區農業和工業生產的增長，對于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對于增強蘇維埃政府的財力，對于支援革命戰爭，對于鞏固蘇維埃政權，都起著重要的歷史作用。 崇安縣蘇維埃政府時期，也設財政部，也稱財政委員會，有袁赤、胡妹種、董松欽、張化杰、賴挺廷、余德富、余春福、吳會芝先后擔任部長（主席）。 蘇維埃時期的稅收工作，是蘇區財政工作一個重要部分，也是蘇區財政收入重要來源之一。當年，閩北崇安大宗稅收種類有：商業稅、工業稅、農業稅、茶葉稅，俗稱“四大”稅譜。據史料記載，閩北崇安蘇區時期茶葉稅收的任務、作用和意義，概括具有“六個”要素：一、解決紅軍給養和經濟困難；二、保障革命戰爭勝利等現實需要；三、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四、建立適應戰爭需要的稅收制度模式；五、鞏固蘇維埃政權增加“供血”保障；六、形成一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稅收體系。 在建黨百年之際，武夷山首次亮出1932年茶葉稅票246張和三本賬本等資料，總金額達二千六百二十八元四角大洋。這246張蘇區紅色文物的收藏人是吳在春的曾祖輩。1935年2月，崇安從蘇區進入三年游擊戰爭時期，閩北崇安紅軍游擊隊上山打游擊。此時，在革命發生轉折時刻，吳在春的曾祖父吳浩炳，居住在霞濱巖茶廠，這里既隱蔽又可靠，他將246張稅票等資料視為生命，分別用多層的棉布和錫紙包成兩包，并將它藏放在霞濱巖最干燥最安全的巖洞內，棉布包的是流水賬本、分戶賬本、包頭協議等資料；錫紙包的是稅票。 吳在春的祖父吳森志在當地參加紅軍，曾為紅軍到中央蘇區挑過槍，并任紅軍排長，是一位老紅軍。這期間，吳森志認識收稅干部劉太保。這246張稅票名片中，還有一個共同特征是，每張稅票具備“十二有”：有納稅人姓名，有茶廠商號，有稅票金額，有經手人名字，有領導人姓名，有收稅時間，有公章和私章，有稅單編號，有經手人收照聯和茶商收照聯，有流水賬本，有分戶賬本，具有可靠性和合法性。（王公經 張金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