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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曰： 勝日尋芳泗水濱， 無邊光景一時新。 等閑識得東風面， 萬紫千紅總是春。 換言之:美好的日子里尋春泗水河邊， 無限的風光景物一時都換上了新顏。 很容易就認清了東風真實面貌， 因為百花萬紫千紅都是春天的景致。
《春日》是首風景詩。王相注釋《千家詩》時認為它是踏青之作，描寫了春和景明的生動氣象。作者構思宏大、邏輯縝密、語言清麗。首句點明時間、地點、目的。“尋芳”二字表明了主題，也交代了下面三句都是其結果。詩人“尋”到了什么呢？天上人間，煥然一新，這是第二句。第三句轉為議論，說明“尋”的目的是“識”。最后一句則是對“尋”和“識”作了總結性的描繪：“萬紫千紅”既是春天的美景，又是讓人們認識東風的原因所在。“萬紫千紅”對應“無邊光景”，既把“尋”落到了實處，又自成對偶。讀之，頓覺春天轟轟烈烈，來了。 朱子寫下《春日》這首詩，也寫下了在古詩中吟誦春天的地位。人們例舉此類題材詩歌，《春日》是繞不開的話題。名家寫春，大都從具體事物著筆，或柳、或綠、或水、或花、或鳥、或人。美的感覺只是“草色遙看近卻無”。而朱子卻著眼于宏大，對春作全景式的描述。無邊光景，萬事萬物，生生不息，歡天喜地。《春日》感染了從牙牙學語的兒童到社會各界人物。習近平總書記訪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演講時就引用了“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的詩句。 《春日》實際上是哲理詩。“泗水”乃孔子傳道講學之地。朱子并未去過，當時也無法前往。“靖康之亂”后，南宋與金國以淮河為界，隔江而峙。孔子弦歌講誦的圣所早已腥膻一片。朱子“尋芳”尋的是孔孟圣人之道。這個學說廣大精微，奧妙無窮，“萬紫千紅”，引人入勝，一旦把握圣學底蘊，則心曠神怡。黃坤先生則從另一個角度解釋，“在這首詩中，晦翁（朱子）諭人，仁是性之本，仁的外觀就是生意，所以萬物的生意最可觀，觸處皆有生意，正如萬紫千紅，觸處皆春。”朱杰人教授說，黃坤先生的讀后感，“確實是啟蒙發覆之論”。有人稱孔子學說，仁學占了一半；孟子學說，大半是仁學。朱子專門撰寫了《仁說》。朱子論“仁”歸納而言就是兩句話：“仁”是心之德，愛之理；仁是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以生物為心”，是儒家前賢所說，而“人物以天地生物之心為心”則是朱子的發展。他還舉例說明，“謂如一樹，春榮夏敷，至秋乃實，至冬乃成。方其自小而大，各有生意。到冬時，疑若樹無生意矣，不知卻自收斂在下。每實各具生理，更見生生不窮之意。”朱子眼中的春日是儒家生意盎然的世界。
理學家大都能詩，不過佳作不多。北宋大理學家程顥的“云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之《春日偶成》，已屬上乘之作，但與朱子的《春日》相比，高下立見。理學家們寫的哲理詩，其傳統可溯到魏晉時代的五言詩，評論家認為“淡乎寡味”。宋代以議論入詩蔚然成風，大都“硬語盤空，生拗峭奇”，說理有余，詩味不足，就像“有韻的哲學講義”，最為典型的“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言性”寫心，反對言情，成為“語錄詩”。因其字康節，人們譏諷他的詩為“邵康節體”。同為理學大家的朱子，一掃此詩風，開創哲理詩的新局。他以鮮明的形象寓理，在一個個生動的具象中，從容隱喻說理，讓山水與哲理聯姻。正如后人所評價那樣，有“理趣”而無“理障”。對“邵康節體”十分反感的錢鐘書說，“假如一位道學家的詩集里，肯容些許‘閑言語’，他就算道學家中間的大詩人。例如朱子。”《春日》沒有半句議論影子，卻又句句講“理”。寓“理”于生動形象的比喻之中，就是議論的第三句，也把“東風”擬人化了，全詩生動有趣。 《春日》還是“為己”之詩，反映了朱子成長的故事。朱子不是天生的儒學大家。劉述生教授說，“朱子的思想規模宏大，發展的過程屢經曲折。”朱子這首詩可以說是其思想認識第一次飛躍的代表作。朱子自幼所受的是“儒家式”的教育，“每天讀大學中庸之書，用力致知誠意之地”，但“某舊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其文并不排斥佛老。朱子曾言，“生君子少喜學，物外高人往還。”父親所托的五夫“三先生”，按全祖望所說，“三家學說略同，然似皆雜于禪”。據說朱子參加科舉考試，行李中帶了禪師《大慧宗杲語錄》，而殿試之時，竟然用禪家語錄應試文。同時其參空絲毫不下于禪學。夜宿武夷宮，隨口吟出“閑來生道心，妄譴慕真境。稽首仰高靈，塵緣誓當屏。”任職同安主簿后，仕途上的一切并未引起朱子興趣，還是儒釋道同修。他把官廓中一座軒閣修繕后題為“高士軒”，向往超然塵世之外的生活，后來結集的《牧齋凈稼》中禪道氛圍甚濃，直至遇到一位儒學大家后，朱子的思想和心理才發生了重大轉變。 正像李侗拜羅從彥為師時一樣，朱子問道延平先生也是24歲。李先生與朱子父親乃同執，共師羅從彥。朱子少小就已見過，且心生仰慕。從24歲這次相見開始，朱子與李侗有了十多年交往，經歷了有所懷疑、正式拜師、共同切磋、教學相長的過程。陳來教授考證兩人交往情況歸納成三個方面。“第一，癸酉朱子見李侗時，受到李侗的批評，但當時朱子卻懷疑李侗不懂禪學，心疑而不服……第二，朱子雖心疑李說，但還是聽從了李的勸告，專心讀圣賢之書，他對禪學當時的態度是‘權倚閣起’，‘且背一壁放’……第三，經過在同安的一段時間反復思考，認識到禪學之非與儒學之正。”錢穆先生認為李侗對朱子所教有“三大綱”：“一曰須于日用人生之融合。一曰須看古圣經義。又一曰理一分殊，所難不在理一處，乃在分殊處。”李侗給朱子最大的影響是，讓他看清了儒學佛道根本的區別，堅定了自己追求儒家圣人之道的立場，壯士斷腕般徹底地“盡棄異學”。從而在儒學的道路上“勇猛精進”。 朱子與李侗的交往有幾個方面值得說明：朱子出入釋老并沒有放棄儒學之根本。我和陳來教授談及“逃禪返儒”的表述時，他就不以為然。朱子留心禪學，問及道家是有原因的：一是他當時廣泛的求知欲；二是耳濡目染先賢的作為，認為釋老與儒家學相合，也是“為己之學”，似可作為追求儒家圣賢之道的門戶或者入道之助。不過，正因為有了朱子出入釋老的經歷，所以知己知彼，批判起儒釋學說最為有力。錢穆先生說，“朱子識禪甚深，故其辟禪，亦能中要害。”宋時佛道盛行，不少理學家漫淫其中不能自拔，“故諸子辟禪，其實乃所以矯理之流弊。”在這方面，朱子倒是不遺余力，功不可沒。還要說明的是，朱子尊崇李侗卻未盲從。李侗思想源流可追及羅從彥、楊時和大程子程顥。他們注重直覺主義的內在體驗，形成以靜為宗的學派，追求“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的氣象。朱子獨立思考，繼承李侗又發展了李侗的思想，沿著并不完全相同的路線，建立起獨特而龐大的理學大廈。劉述先教授這樣描述，“延平自有其一貫之理路，但朱子由禪道翻出來，歷經周折終于拋棄了以避世為高的思想，而體證到‘萬紫千紅總是春’的境界……朱子不甘于李侗之言，打破砂鍋問到底，這造成他業績之大處。但他卻發展出一特殊形態的思路。”當然，這是后話。
《春日》中表現出的朱子喜悅是巨大的，幾乎鋪天蓋地。與之前特別是同安任上的心情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在此之前，找不到孔孟圣學的入門要領，泛濫釋老，馳心空妙之域，常常有高揖辭世之嘆，心情悲苦，以至把仕宦感同“形役”，像“坐牢”一般。他問學李侗前后的兩首詩，最能表達朱子心情的變化：拜見李侗前的《月夜抒懷》，結尾為“抗志絕塵氛，何不棲空山。”以皓月當空、秋床獨眠、金桂飄香，高梧滴露，天風散發等意象，襯托高人逸士孤芳自賞與悲涼落寞的情懷。而在與李侗交往后的《教思堂作示諸同志》結尾中寫道，“塵累日以銷，何必棲空山”。詩中將儒家圣賢作為吟誦對象，雖是秋風已起，但天高氣爽，清涼滿窗。喜觀士子來來往往，讀經論道，仰慕孔門圣賢顏淵，追求曾參“風乎舞雩”的氣象，所有的疲倦懊惱一掃而光，“鶯飛魚躍”“何必棲空山。”劉述先教授評點這兩首詩說，看出朱子的“態度轉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彎”。陳來教授則言，“不僅說明他已一意歸向儒學，也已充分說明他已覺得‘圣賢言語有味’，這邊味長”。歷史地看，朱子的喜悅不僅是他自己的，也是文化的，我們的。（張建光/文、吳心正等/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