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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過年簡單也簡單，寫副對聯往大門兩邊一貼，放一串鞭炮，大門一關，一家人團團圓圓吃頓年夜飯，這年就算過了。說過年不簡單也不簡單，為了這餐豐盛的年夜飯，半個月前就開始忙乎了，房前屋后清潔衛生，買魚買肉做年糕年果，臨過年這天還得圍著灶臺轉一天。該上桌的大菜全搬上桌，吃不了飽個眼福，圖個熱鬧祥和氣氛。為了這個年，許多漂泊異鄉的游子，也得輾轉萬里，風塵仆仆趕回家。 小時候，我非常喜歡過年，因為過年媽媽會幫我買新衣服，讓我從頭到腳“舊貌換新顏”。口袋里有屬于我的壓歲錢，用這錢買燈籠、買彩炮，買自己想買的東西；過年我還可以享受到赦免權，如打破一塊碗，損壞一件東西，媽媽決不會罵我、打我，要在平時，犯這樣的錯誤，媽媽是絕不會輕饒我的。過年我還可以吃許多食品，如地瓜片、包米仔、凍米等，吃完了大大方方去鐵皮箱里取，用不著向媽媽“請示”，更不用背著媽媽去偷吃。過年，媽媽還教我許多吉利話，如吃年糕，要說“年年高升”，吃肉丸，要說“圓圓滿滿”，吃魚說“年年有余”，吃餃子說“招財進寶”，這些吉利話，讓過年增添了不少喜慶色彩。 幾十年過去了，我成了持家主事的大人，過年時的歡喜心漸漸淡了，一種怕過年的感覺襲上心頭，原因挺簡單，幾片工資養家糊口還要精打細算，年關一到，請貼一張接一張來，應付這禮尚往來的人情投資就夠我喘不過氣來。過年沒多有少總得備些年貨，為老少添幾件新衣，買些拜年禮品，一出手便是幾十上百，口袋一空，人的精神就振作不起來，但年難過年年過，你怕也罷，不怕也罷，年總是要過的。 現在的年，終究還是比過去的年好過了，也過得好了。且別的不說，過年時，放的那串鞭炮，炸得天響，響得排山倒海。看看人們過年時穿的、戴的，筆挺、油亮，個個帥氣精神。過完年，可以圍著電視機看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可以上街看放焰火，可以看露天的節目演出，還可以放心玩上幾天。大拜年、大串門、聊大天，我想，只有這樣的年景，才能過上這樣的年，這年是往后好年景的好起點，好兆頭。 上世紀七十年代，過年被涂上很濃的革命色彩。生產隊上山搞副業，忙到年底才下山，算工分搞分紅，多是利用晚上加班加點完成的，等到一百、二百元票子分紅到手，過年已迫在眉睫，匆忙間買點年貨，就算打發一年了。正月初一、初二拜拜年，串串門子，初三就得高扎褲管，清理豬圈牛欄，把糞肥挑去肥田。那時時興“農業學大寨”，出大力、流大汗、大干快上，連過年也沒有閑的時候，可日子過得還是緊巴巴的。不像現在，沒過元宵，田里是找不到村民影子的，盡管汗沒流得過去那么多，田里糧食長得不比過去少，年倒過得比過去豐盛，玩也比過去玩得開心。 過上第一個自在年，是1980年。那年，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自己責任田自己種，自家自留山自家管，沒有生產隊集體出工，集體收工的束縛，干起活來自由，掙的票子也多了，過年時，家里宰了一頭肥豬，粳米果也打了十幾石臼，直到來年的三、四月還沒吃完。記得那年吃年夜飯時，面對這樣的好年好景，父親觸景生情地給我講了一段故事：抗日戰爭勝利后的一年，國民黨反動派對蘇區實行“三光”政策，反動民團、大刀會時不時竄到老區基點村燒、殺、搶，搞得雞犬不寧。過年那天，細雨霏霏，父親正在村口水碓中舂米，朦朧中，看見水碓對面的山路上幾個穿蓑衣、藏短刀的陌生人，直朝水碓這邊鬼鬼祟祟地摸過來，父親意識到大事不妙，三步并作兩步從另一側小門溜出來，飛也似地往村里跑，一邊跑一邊喊“大刀會進村了!”村里人一聽，都顧不得收拾東西，一窩蜂地朝后山上逃。當父親跑到家時，家人正準備年夜飯，熱騰騰的菜在桌上冒著氣，無奈，全家人只好拋下這頓年夜飯，連一點值錢的東西都來不及帶走，就逃進大山。大年夜，本來高高興興的日子，全家人冒著雨，在一棵大樹下哆嗦地挨到天亮。正月初一下山回家一看，家中的牛被牽走了，豬被宰殺了，稍值錢的東西全被搶走了，年夜飯被大刀會的匪徒們吃得一精二光。父親說到這里，眼里閃著淚光。父親說，那年頭叫什么過年，叫遭災受罪，老百姓的日子就難過了。現在好了，過年總算像過年了。 這幾年我全家搬到城里過年，沒有像在鄉下時過年要先祭灶王爺，沒有點紅燭、插香火，日子照樣過得有滋有味。我相信：只要社會安定、國泰民安，往后的年景會更好，年年過年會更開心。（秋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