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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文化，泰山與武夷”。800多年前，以朱子為代表的一群宋賢，在武夷山地區，皓首窮經，繼承和發展了孔孟儒家學說，與時俱進地集成升華了百家學術，誕生了理精義熟的“朱子理學”。“仲尼燭長夜，朱子輝千秋”，朱子理學隨后成為了中華文化新的主流意識，影響中國及周邊國家文明近千年。朱子理學在武夷山的集成崛起，使武夷山在中華文明史上，擁有了比肩泰山的崇高地位。 這里的武夷山，無疑包括了今武夷山市在內的閩北地區。朱子的一生，絕大部分時間在閩北地區度過，而他成長、成才、成就與成名，則無不與閩北地區的書院相伴始終，并相輔相成。朱子長期生活的閩北，因朱子及其師生的影響與前赴后繼努力，在宋明時期，成為了全省乃至全國書院最為密集，科第人才涌現最多，學術成果最為豐碩的地區。 在中國古代，一個地方書院的數量多寡、規模大小及影響遠近，很大程度上是這個地方歷史文化地位高低的表征。春秋時代，孔子在泰山之麓，通過興辦庠序，集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觀，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儒學”系統；南宋年間，朱子在武夷山，借助各類書院，集孔孟后百家學術之大觀，完成了繼往開來的“理學”體系（學界也稱“新儒學”或“后孔子主義”）。這兩次先后由孔朱代表的“集大成”于泰山之麓和武夷山地區的“儒學”和“理學”，統馭了中國古代文化與中華意識形態近2500年。因此，閩北雖偏居武夷山南麓一隅，而于宋明時代卻曾經是一塊全國的學術中心，文化圣地。武夷山在泱泱中華文化史上之地位，同泰山雙峰并峙，并與泰山先后榮列聯合國“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名錄，其與武夷山地區書院數量之多和書院文化之盛密不可分。 以武夷山為象征的閩北，是我國南方開發較早的地區，是歷代中原世族“衣冠南渡”入閩的首站。今南平市所轄10個縣（市、區）的建縣歷史都在千年以上，是閩越文化、朱子文化、武夷茶文化的發源地和萬里茶道起點，文明底蘊悠長厚重。尤其是朱子文化方面，閩北素有“閩邦鄒魯”“道南理窟”之譽。有宋以來，武夷山一直是理學的中心，特別是朱子在此“琴書五十載”，朱子理學由此輻射，傳遍中外，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發出了莫大的聲光，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這些貢獻中，閩北書院的繼往開來，功不可沒。 閩北的書院歷史悠久，在府（州、軍）一級中擁有的數量、密度和質量均居全國前茅。閩北書院含官府辦、宗族辦、私人辦、學者聯辦或混合辦等多種。據宋洪波《中國書院史》統計，在宋代全國有書院720所，福建占85所，居第三位。其中福州轄12縣，書院僅27所，而閩北僅建寧府所轄7個縣，便有書院34所，占福建全省的40％，密度居全省首位。另據林文志主編的《弦誦悠長-南平書院古今》統計，閩北古代（唐至清）書院合計有269所，其中崇安61所、建陽61所、建甌49所、邵武23所、延平15所、順昌15所、浦城12所、光澤10所、政和10所、松溪7所。建陽和崇安的書院數量最多，“書院林立，講帷相望”，且影響最大。其中建陽緣于宋明時期是全國三大圖書印刷中心之一、游酢故里和朱子終老地；而崇安則因武夷名山所在、胡安國故里及朱子生活于本縣近50年并親創“武夷精舍”且帶動各地學者前來辦學講習等等，得天時地利人和之優勢。若按土地面積、人口規模統計書院密度排名，崇安縣書院的密度即使在全國也獨占鰲頭。 閩北書院的輝煌，朱子居功厥偉。他出生于書院（尤溪南溪書院），成長于書院（建安環溪精舍、崇安屏山書院），講學于書院（崇安興賢書院等閩北內外數十座書院），著述于書院（建陽寒泉精舍、崇安武夷精舍等），終老于書院（建陽考亭書院）。因此朱子對書院情有獨鐘，除了在外地為官時修復了白鹿洞書院、重振了岳麓書院外，在閩北朱子更是親手創辦了寒泉精舍、云谷草堂、武夷精舍和考亭書院，而朱子參與講學、指導的有關書院則達數十所，約占閩北書院總數的三成之多。朱子在閩北這些書院中，僅教授過的弟子不下五百人（陸游《方伯謨墓志銘》“朱公之徒數百千人”），撰寫的《四書集注》等著作逾2000萬字。是書院成就了朱子，朱子更光大了書院。朱子已然是中華文化史中書院的符號。朱子理學思想的萌芽、生根、長葉、開花、結果在閩北書院的沃土中得以實現，其結出的思想成果更從這片沃土出發，向外傳播蕃衍，獲得巨大成功。 閩北書院，最重要的是朱子理學發揚光大與人才培植的搖籃與基地。一是閩北星羅棋布的書院，層出不窮地孕育了燦若星辰的理學大家。如崇安白水胡安國的籍溪草堂等，就培養了胡憲、劉勉之、劉子翚等“武夷三先生”；而“武夷三先生”又于五夫的屏山書院、興賢書院等培養了朱子、劉珙等才俊；隨后朱子、黃幹翁婿于武夷山中創建武夷精舍等，培育了蔡元定、潘植、楊道夫等理學菁英百數十人。這些弟子又薪火相傳，培育出了后來的真德秀、熊禾等理學翹楚，后繼才俊，生生不息。二是閩北眾多書院，更為歷朝培育了大量肱股賢才，社會棟梁。如僅科舉方面，從宋至清，閩北便因書院教育出過2000多名進士（其中崇安僅文進士便有248名，狀元3名），出過19位宰相（其中崇安有丞相級高官翁承贊、彭奭、劉珙等3名）。三是閩北林立的書院，讓武夷山地區朱子理學“學術執全國牛耳”。如各地學子江鯽般紛至沓來，有關會講與論辯弦誦不絕，與朱子理學相關的著作連篇累牘，汗牛充棟。此后，朱子的學說更獲各朝帝王的尊崇與加持，朱子的著述及其他理學家弘揚朱子理學的文章，累世得以大行其道。朱子理學在歷史上有如中流砥柱，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抵御了一次次洶涌的文化危機，讓中華文脈得繼，道統得傳，強有力地鞏固了中華文化雄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堅實基礎。 隨著國家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的日益重視，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2021年3月考察武夷山朱熹園，在武夷精舍首次提出“兩個結合”理論以后，各地來閩北調研朱子理學文化的專家學者絡繹不絕。他們對曾經“集孔孟后文化大成”的武夷山書院集群稱贊有加，認為武夷山僅憑這些輝煌的書院，便無愧世界文化遺產。學者們進一步認為，弘揚以朱子理學為靈魂的閩北書院文化，賡續先賢“修齊治平”傳統，踐行“橫渠四句”追求，特別是貫徹習總書記“兩個結合”講話思想，實現續孔子與朱子之后中華文化第三次“集大成”并以此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愿，閩北的書院是我們不可多得的精神遺產與榜樣力量，是我們承先啟后、繼往開來的學習標桿與動力源泉。（朱燕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