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與茶有著前世今生的不解之緣。 他的先祖朱瑰，在唐末時受命領兵鎮守作為產茶重鎮的婺源縣，后改任以茶稅為主的歲賦征收之職，從此在婺源長期定居與繁衍生息。這一負責征收茶稅的機構稱作“茶院”，因此朱瑰也被其后裔尊為“婺源茶院朱氏一世祖”。朱熹父親朱松是茶院朱氏第八世孫，雖然青年時即離開茶區婺源宦游閩北，但據說仍嗜茶成性，并教會了朱熹飲茶。朱松去逝前之所以將少年朱熹托孤武夷山的友人撫育，也許與武夷山同屬名茶鄉有著某種因緣默契。朱熹是我國歷史上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他博古通今，既是位嚴謹慎獨的哲學家、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也是位充滿生活情趣的文人雅仕，琴棋書畫詩酒茶無所不涉，并能加以融會貫通。朱熹到武夷山后，便對武夷茶情有獨鐘。他不僅品茶、論茶，還曾親自參與種茶、制茶、煮茶、宴茶、斗茶、詠茶，樂在其中，并從武夷茶中領悟與獲取了許多理學思想與文學靈感。 據《朱文公全集》記載朱子“年少時，曾戒酒，以茶修德。”朱熹早年崇佛，常與五夫開普寺住持圓悟大師一起品茶論禪，體驗茶禪一味，建立了深厚感情，成為忘年之交。朱熹后來又以茶悟道，以茶悟儒：“物之甘者，吃過必酸；苦者吃過卻甘。茶本苦物，吃過卻甘。如始于憂勤，終于逸樂，理而后和。蓋理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朱子語類，雜類》138 條)。 朱熹還常引茶入文，撰寫有關茶的楹聯，如在武夷山中的慧苑寺中有副“客至莫嫌茶當酒，山居偏與竹為鄰”的聯句，傳說便出自朱熹之手。朱熹一生好茶，廣結茶緣。他在任漳州知府時，曾在州府的百草亭園圃種植武夷茶，并撰寫《勸農文》，極力推廣茶葉的種植栽培。漳州、云霄一帶此后一直是武夷茶的重要經營市場。朱熹在回祖籍掃墓時，也把武夷茶苗帶到婺源，在祖居庭院植了十余株，還向家鄉父老介紹過武夷茶的栽培和焙烤的方法。朱熹用過許多字號筆名，一如李白好酒而自號“酒仙”，朱熹由于好茶，在晚年給自己取了一個雅號便是“茶仙”。這也是他最后的一個筆名。 據《古田縣志人物志寓賢》記載，朱熹晚年雖受“慶元黨禁”牽連，但仍有大量的友人請他題匾賦詩。為不累及友人，又不忍拒絕，于是取“茶仙”為筆名落款。古田縣藍田書院附近有口水池，水池石壁上有朱熹親書的“引月”二字，其落款即為“茶仙”。( 人們出于對朱熹的崇敬，后來將“天池引月”列為“藍田八景”之一。) 這既說明朱熹的為人文章道德的高標，亦證明朱熹自生至死始終與茶不舍不棄、生死相系。 朱熹作為理學大師，性法中庸，好茶而有度，不奢侈糜費。他認為茶不重虛華，有中和清儉之德，因之而好；人們不應將茶僅作為滿足口腹之欲的佳飲，而應作為學習的榜樣，以茶修德，以茶明倫，以茶寓道，以茶窮理，以茶交友。他賦予了茶以廣博的儒家文化特征，極大地豐富了武夷山茶文化的蘊涵。朱熹對茶文化的貢獻，不僅體現在理學上，其所作的茶詩，也是武夷山茶文化極重要的組成部分。自古詩家多茶客，茶客少有留詩名。朱熹與茶的關系，相關文獻記錄中最多并且最膾炙人口的卻是他的吟哦的茶詩。如。“仙翁遺灶石，宛在水中央。飲罷方舟去，茶煙裊細香。”（《茶灶》)；“茗飲瀹甘露，抖擻神奇增。頓覺塵慮空，豁然悅心目。”（《詠茶》）等，便十分膾炙人口。朱熹由于在理學上的光芒過于炫目，使其包括茶詩在內的文學貢獻月明星淡。然而，朱熹的茶詩，在武夷山的茶文化星空中，無疑是最璀璨的一顆恒心。它們極大的豐富與光大了武夷茶文化內涵和外延，在武夷山輝煌的茶文化歷史中擁有崇高的地位，并且持續推進著武夷山茶文化的發展與繁榮。◎桑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