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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是理學形成和初步發展的階段。理學先驅“宋初三先生”孫復、石介、胡瑗，奠基者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除周敦頤是江西人外，其余都是北方人。當時，福建雖有“海濱四先生”陳襄、陳烈、周希孟、鄭穆等倡道閩中，但從全國來看，影響有限。在理論水平和所影響的范圍來說，北宋時期的閩中儒學，遠遠落后于北方。到了北宋后期，全國各地的一些有志之士，紛紛到河南洛陽的程顥、程頤門下求學，其中雖然以中原和北方人士居多，但理論水平最高，且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方的兩位儒者，即福建延平將樂的楊時，和建州建陽的游酢(1053-1123)。 熙寧五年（1072），年方二十的游酢以鄉薦赴京應試，巧遇河南洛陽的程顥（1032—1185，字伯淳，號明道）。程顥對其資質大加贊賞，認為“其資可以進道”。游酢從此成為程門入室弟子。元豐四年（1081），游酢又與楊時拜程顥為師。兩人學成南歸之日，師生依依惜別，程顥目送他們遠去，滿懷期待地說：“吾道南矣！”意思是說，有了游、楊二君，我的道（理學思想）就可以傳到南方去了。武夷山一帶后來被譽為“道南理窟”，其淵源應追溯到游酢、楊時二人載道南歸，興學育人，促使理學思想在南方各省傳播，中國文化的重心逐漸由北向南轉移。元祐八年（1093），程顥已逝世八年，為了進一步鉆研理學思想，游酢又與楊時同赴洛陽從學于程頤（1033—1107，字正叔，號伊川）。游、楊二人于這年冬天冒著大雪來到程家，適逢程頤閉目瞑坐，他倆不忍驚動先生，恭敬地侍立一旁靜候，程頤發覺之時，門外已雪深一尺。從“吾道南矣”到“程門立雪”，代表了理學重心和中國文化教育的重心都將從北向南轉移的一種趨勢和歷史必然。 在中國文化史上，道教產生于本土，佛教則約在西漢末傳入中國，由于歷代統治者的大力提倡，極其盛行，對我國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道教在與佛教的論爭中也增強了它的思辨能力和理論水平，成為強大的中華本土宗教派別。儒、佛、道由之前的三家鼎立之勢轉為佛、道占據上風，一旦佛、道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使傳統的“以儒立國”變為“以宗教立國”，中國就有成為宗教國家的危險。為挽救江河日下的儒學的學術和政治地位，唐代韓愈、李翱等興起了儒學復興運動，提出恢復秦漢以來中斷了的儒學道統，以對抗佛、老之道。韓愈以孔孟道統的繼承者自居，激烈排佛，但他對傳統儒學繼承有余而創新不足，在理論水平和思辨能力上難以與講心性、重修持，極具思辨色彩的佛學抗爭，只能向高層提出建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韓愈《原道》，《唐文粹》卷四十三），即逼僧人還俗、焚毀佛書、把僧人趕出寺廟這種強權而低能的行政手段。 從治政者的角度來說，產生于北宋時期的理學思潮，在其發展的初期，雖對社會思想界有重要影響，但并未受到當時最高統治集團的特別重視。在崇儒的同時，北宋王朝也尊崇佛教和道教，且提倡三教合流，這就促成了佛、道二教的泛濫。下延至南宋時期，佛教更是成功地滲透到了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代表著中華傳統文化的儒家思想，面臨著更加嚴峻的挑戰。北宋后期，民族矛盾極為激烈，隨著北方大片國土被金人所占，北宋滅亡，復興和發展儒學的任務，被尖銳的民族矛盾所遮蔽，最終并未由周、張、二程等完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