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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歷史的重任落在了朱熹的肩上！ 張載（1020—1078）所提出的“為往圣繼絕學”的崇高理想，最終雖未由周、張、二程等人實現，但周敦頤（1017—1073）創立的“濂學”，二程創立的“洛學”，張載創立的“關學”，卻奠定了理學（新儒學）的理論基礎，也為南宋朱子創立“閩學”提供了豐厚而堅實的思想理論資源。由此可知，從濂、洛、關之學到朱熹的“閩學”，其發展與傳承源流，有一個從“北”到“南”的轉移過程。從時代來說，表現為從“北宋”到“南宋”的延續；以空間而論，則是從“北方”中原向“南方”福建的轉移。以人物而言，周、張、二程之后，則有游、楊、羅、李等先賢的學術傳承，最終有朱熹的集大成。 為了從理論上全面回應講心性、重修持的佛學的挑戰，同時也為了彌補先儒多重視社會政治倫理，而比較忽視心性之學的不足，朱熹率領門下弟子，以福建為中心，以武夷山為大本營，以南方各地創建和修復的書院，如武夷精舍、考亭書院、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等為陣地，高揚理學的旗幟，全面開展了重新詮釋和再造儒學經典的運動，從而使儒學經典，從原始儒學重《五經》，演化為宋明理學重《四書》的轉變；同時，也是為了彌補各地書院的不足，他們創造性地將書院的“旗幟”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從而形成了與理論上“援佛入儒”、兼采佛老之精粹相適應的儒學傳播實踐，即將佛教的圣殿和講堂演變成為傳播儒學的杏壇。 在朱熹等人的倡導下，在理論形態上的“斥佛老，一天人”，與物質形態上的與佛教爭奪教學陣地相結合，就成了其后儒家學者的共同行動。這便是為什么在南宋的理學重心最終完全轉移至福建并得以確立的同時，書院文化教育的重心也隨之轉移到福建的重要原因。 朱熹的歷史貢獻，可以用“返本開新”四個字來加以概括。所謂“返本”，是指朱熹全面系統地對孔孟以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如中國傳統經學、心性哲學、倫理思想、政治文化等方面都作了一個全面的總結。所謂“開新”，是指朱子在繼承程顥、程頤開創的理學思想體系的基礎上，根據時代的要求和理論的發展，與同時代各個不同學派的思想家相互交流、相互論爭、相互促進，又汲取先秦儒學諸子百家和佛、道思想之長，加以綜合創新，集宋代理學之大成，在理學本體論、心性論、格物致知論、倫理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等各方面把宋代理學發展到一個新的水平，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哲學的內涵，為中國哲學的發展，作出了杰出的理論貢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