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朱子學是東亞文明的重要體現。東亞朱子學，顧名思義，指朱子學在東亞。在時間的向度上，它指東亞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朱子思想及其后學；在空間的向度上，它又具體表現為中國朱子學、日本朱子學和韓國朱子學等多種實存形態。東亞朱子學研究的提出，一方面適應了全球化時代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朱子學內在發展的需要。今后東亞朱子學研究宜在以下五個方面進一步展開，東亞朱子學的總體性研究， 中、日、韓東亞朱子學的相互交涉，東亞朱子學經典文本的承傳與創新，東亞朱子學話語的同調與異趣，東亞朱子學的社會化及其實踐。
關鍵詞: 東亞朱子學 全球化 話語 東亞文化共同體 一體多元
近年來，東亞儒學、東亞朱子學 研究開始成為一個新的學術研究領域，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興趣。朱子學是中國乃至東亞的重要文化遺產，是東亞文明的重要體現。作為一代宗師，朱子又以其真知睿見和“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的恢宏格局而成為“蓄水池”式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不僅統治了南宋以后元、明、清700余年的中國，而且影響到整個東亞世界，并演化為東亞世界共有的統治哲學。換句話說，早在700多年前，朱子思想積極參與了東亞思想一體化進程，此時的朱子已經是世界化的朱子。概而言之，朱子思想本來就不只是“中國的朱子學”，對相關議題的討論若以“東亞的朱子學”甚至“世界的朱子學”立場，可能才更符合文化實際，更有利于激發學術發展的潛能。
一、東亞朱子學的界定
朱子學，顧名思義，就是指朱子的學說，這是狹義的朱子學概念。最早的朱子學指閩學，就是朱子之學。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它指朱子及其后學的學說。東亞朱子學，顧名思義，指朱子學在東亞，當然包括朱子及其在東亞的后學的學說。在時間的向度上，它指東亞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朱子思想及其后學；在空間的向度上，它又具體表現為中國朱子學、日本朱子學和韓國朱子學等多種實存形態。
在《朱子學與近代日本的形成》一文中，日本大阪大學名譽教授子安宣邦認為，朱子學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指朱子本人的學問，廣義則是指所有師承朱子學的后繼者所發展出來的學問。日本朱子學屬于后者。若按狹義來理解“東亞朱子學”，則意指探討與原始“朱子學”之間的距離。此類議論可以區分為“真實與虛偽”、“主流與旁支” 以及“正解與誤解”等兩層構造。辨別真偽的議論是以“真正的朱子學”是否存在為前提，然而所謂“真正的朱子學”是隱含在研究者解釋后所重構出來的意義中，也就是必須取決于研究者的正統意識、本源意識后，才得以顯現。有意思的是，子安宣邦稱呼朱子后學所繼承的朱子學為“朱子主義”，如同馬克思本人的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思想之間的區別。他認為，朱子本人的學問與后學所發展出的朱子主義之間，有必要做出區分。這樣的區分，能夠幫助我們準確理解日本的朱子學，也就是朱子主義式的學問和思想。
韓國西江大學鄭仁在教授將朱子學傳入韓國后的發展情況，區分為“本源朱子學”（比較符合朱子的學問）和“修正朱子學”（與朱子學說有一定差異的學問）。羅整庵是“修正朱子學”的鼻祖，李栗谷深受羅整庵的影響，屬于修正派。李退溪反對羅整庵，屬于本源派。鄭仁在理解的朱子學，是指朱熹之前的北宋五子之學、朱熹本身思想，及其在中國、韓國、日本、歐、美的發展與修正。這是一種廣義的朱子學概念。
東亞朱子學是東亞儒學相關論述與研究中重要的一環。臺灣大學黃俊杰教授指出，近七百年來東亞各地儒者可以闡釋朱子，可以批判朱子，但不能繞開朱子。從東亞儒學的發展來看，朱子（晦庵，1130-1200）之學涵蓋了中國、日本、韓國、臺灣等區域。在這個區域當中，相關的儒學拓展、傳承與研究呈現出兩個層次的特質：第一個層次是儒學由中國經由韓國向日本的傳播過程中，有著共同關切的典籍（例如《論》、《孟》）與議題（例如“五十而知天命”、“四端七情”、“民貴君輕”等），而對議題的發揮程度與內容則彼此不同。從發展的角度來看，儒學價值理念在“同心圓”式的逐層展開時，呈現相當的類似性；從結構的角度來看，各國朱子學思想內容在類似性中展現其殊異性，也是“理一分殊”之具體而微的表現。但是經典與議題的同源性和類似性，不能強制規范各區域的分殊表現，因而這里便涉及到第二層次的“去中心化”現象。就各區域文化發展的多元以及民族或政治之自覺而言，日韓儒者極不愿將中國儒學視為其唯一中心，而中國儒者也不能一廂情愿地將日韓儒學看作其附庸或邊陲。“中心—邊陲”的論述很難解釋這類文化與思想的發展軌跡，即以希臘和基督教文明的發展為例，西歐與美洲大陸日后的發展，已取代這兩種文明起源地的重要位置而成為新中心；而佛教在東亞與南亞的特殊發展，亦早與印度佛教分道揚鑣，并在后者衰亡之后成為新的思想與信仰的重鎮。
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吉爾茲（C. Geertz）曾經呼吁，我們要研究那種具有全球意義的地方性知識 ，而朱子學正是這種具有“全球意義的地方性知識”。我們認為，朱子學有三個層次，猶如一個同心圓展開的過程。第一個層次，中國文化圈中的朱子學；第二個層次，東亞文明圈中的朱子學；第三個層次，全球朱子學。我們認為，東亞朱子學屬于第二個層次的朱子學，其問題意識來源于本源的朱子學，也必然包含本源的朱子學。東亞朱子學研究必須堅持的正確立場是“中國本位，東亞視點”，或者“中國本源，東亞視點”，注重東亞朱子學之間的相互交流、相互促進，區分東亞朱子學的不同表現形態。東亞朱子學是“一體多元”的朱子學，“一體”指朱子學說本身，“多元”指朱子學在東亞的不同的發展形態。
二、東亞朱子學研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東亞朱子學研究的提出，是適應全球化時代的需要。朱子學是東亞文明的重要體現。早在700多年前，朱子思想積極參與了東亞思想一體化進程，此時的朱子已經是走向了世界。近年來，東亞儒學、東亞朱子學研究開始成為一個新的學術研究領域，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興趣。東亞朱子學研究者逐漸正視中、日、韓和歐美朱子學的研究成果，將自身定位在“國際朱子學”的脈絡之內，密切關注同領域的研究動態，對相關學術資訊的把握相當及時而準確。如何面對海外朱子學的研究成果，是今日中國大陸朱子學界整體直面的重要課題。“面對”即意味著吸收與批判，而日本、韓國學者在包括朱子學在內的中國學研究方面的長期積累與貢獻，更是不容忽視的。因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深入展開東亞朱子學研究意義深遠。
首先，組織策劃東亞朱子學研究是朱子學發展的內在需要。
系統而全面地展開東亞朱子學的整體研究，比較中日韓朱子學經典文本、話語與實踐的異與同，總結出其中的方法論和規律，提煉出新的理論模型，拓寬了我們的研究視野和研究領域，是朱子學發展的內在需要，對于進一步推動朱子學的合作與交流、研究和發展，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近百年來，東亞朱子學研究在現代社會的轉型中起落消長，雖然也有過種種曲折，但總體上處于蓬勃向上的發展態勢；尤其是近30年來，朱子學研究異彩紛呈，取得了大量重要的學術研究成果，因此，有必要對東亞朱子學學術成果、方法論及其理論模型進行系統的而全面的總結。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理清東亞朱子學研究的發展脈絡，因而才有可能進一步分析其發展趨勢，為未來的朱子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學術基礎。
其次，展開東亞朱子學研究，有利于促進儒學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研究和發展。
陳寅恪指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宋代文化之所以達到登峰造極的高度，其原因之一在于宋代儒學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形成了理學。朱熹集理學之大成，而有朱子學，所以，朱子學與儒學以及宋代文化、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尤其是宋末之后，儒學實際上是朱子所詮釋的儒學，文化是朱子學影響下的文化。然而，近百年來，由于種種原因，朱子學受到了太多的誤解和批評。這對于儒學的研究，乃至對于弘揚中國傳統文化，都是極為不利的。在全球化時代，系統而全面地展開東亞朱子學研究，在一個國際化的環境中促進中日韓朱子學的對話與交融，不僅對于朱子學的研究，而且對于儒學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和學術發展，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第三，進行東亞朱子學研究，有利于促進海峽兩岸以及東亞各國的學術文化交流，對于重新認識東亞的歷史與現實意義重大。
海峽兩岸雖然社會制度不同，但同屬一個中國，朱子學是海峽兩岸學者共同的精神文化資源。朱子文化在明清之際傳入臺灣，成為臺灣地區統治意識形態，對臺灣影響至深。至今，臺灣許多書院仍主要供奉朱子而非孔子，朱子影響可見一斑。近年來，海峽兩岸以及國際有關朱子學的學術交流尤為頻繁，極大地促進了海峽兩岸的學術文化交流，促進了東亞朱子學和儒學研究的發展。我們堅信，作為一種思想文化之研究的東亞朱子學研究領域的深入拓展反過來對于深入了解東亞的歷史和未來具有重要的意義，對于我們重新認識古代東亞和近代以來東亞的社會、政治、文化、東亞的歷史與現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第四，大力推進東亞朱子學研究，有利于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促進東亞文化一體化、經濟一體化和政治一體化。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明確把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作為長期的文化發展戰略，而要增強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擴大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系統而全面地總結東亞朱子學核心話語、具體實踐及其內在規律，就是要立足于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朱子學，通過學術研究，弘揚中華文化，在通過對東亞朱子學的承傳與創新研究中推動中華文化的承傳與創新，推動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
東亞朱子學是一門國際性和實踐性很強的學問，在歷史上曾經一度成為中日韓國家最高統治哲學，影響東亞世界數百年之久。朱子學是能夠在東亞地區造成廣泛文化認同的普世的東亞價值源泉，對東亞朱子學進行系統研究，可以提升東亞地區文化軟實力，可能建構一種能得到中日韓普遍認同的東亞思想系統，有利于提高東亞各國的文化認同感和政治認同感，促進東亞文化一體化、經濟一體化和政治一體化。
最后，深入探討東亞朱子學研究，有利于促進“東亞文化共同體”的建立，促進全球文明對話和人類未來精神的建構。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東亞朱子學是東亞文化所依憑的重要精神資源，在東亞歷史上曾得到東亞國家的集體認同，東亞朱子學研究對于在多元文化論的前提下重建“東亞文化共同體”無疑是一項重要且有意義的工作。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思想文化積極參與全球文明對話、積極參與人類精神的重構，朱子學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活水源頭。全球化時代是一個文化多元的時代，也是一個文化自覺的時代。每一個民族文化只有積極參與全球對話、自覺地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獲得全球文化的主導權。正是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將朱子學研究置于“文明對話”的視野，對中日韓朱子學的經典文本、話語與實踐展開深入具體的研究，進而為朱子學走向世界奠定基礎，同時也能使朱子學為如何應對全球化問題提供某些有益的思想資源。總之，全球化背景下的朱子學研究理應成為一種自覺的理論形態，而自覺的朱子學研究源于我們對朱子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關切，尤其是對時代問題、對當下現實的深切思考。展望未來的朱子學研究，暢想未來的朱子學研究，我們滿懷信心、同心協力、奮發圖強。
三、東亞朱子學研究的新課題
在漢語學界，我們對東亞朱子學的研究才剛剛起步，仍缺乏系統性的、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筆者認為，今后東亞朱子學研究宜在以下五個方面進一步展開。
第一，東亞朱子學的總體性研究。東亞朱子學的東亞應該是整體的東亞和文化的東亞。以往東亞朱子學研究多以點為主，有較多的單篇論文和少部分論文集，對東亞朱子學的總體性研究還不夠。中日韓朱子學承傳與創新及各自的特色，東亞朱子學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東亞朱子學的共同價值，東亞朱子學的問題意識，東亞朱子學的人文精神，東亞朱子學的接收模式和類型，東亞朱子學的一體與多元，走向“東亞文化共同體”的可能性，東亞文化的相互交涉，文明對話中的東亞文化，東亞文化的未來，朱子學與全球化，朱子學的當代實踐，朱子學如何走向世界等都是我們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課題。未來的東亞朱子學研究應填補真空，走向綜合，從整體上揭示和闡釋東亞朱子學的話語體系，揭示出其內在的問題意識、思想脈絡和朱子學的相互交涉，并予以其思想以正確的理論定位。只有在全球化的境遇中，這一研究才得以充分展開并成為現實。
第二， 中、日、韓東亞朱子學的相互交涉。朱子的思想是宋代理學之集大成，并在此后元明清各時期成為中國思想的正統，成為近世儒學發展的主流。朱子學自13世紀起開始向世界廣泛傳播，在日本、韓國的歷史上曾得到充分的發展，達到很高的水平，成為東亞近世文明共有的思想形態。在上一個千年期，朱子無疑是一位有著世界影響的杰出人物。陳來先生指出，以朱子學和陽明學為核心的“新儒學是東亞文明的共同體現”。不全面了解朱子學的各個方面，就無法了解東亞朱子學者對朱子學的承傳與創新。只有全面了解中國宋元明清儒學內部對朱子哲學的各種批評，才能真正了解德川時代儒學對朱子的批評中，哪些是與中國宋明儒學的批評相同而一致的，哪些是與宋明儒學的批評不同而反映了日本思想的特色。反過來，只研究朱子的思想，而不研究李退溪、李栗谷、伊藤仁齋的思想，就不能了解朱子哲學體系所包含的全部邏輯發展的可能性，不能了解朱子思想體系之被挑戰的所有可能性，以及朱子學的多元發展是可能性。從而，這樣的朱子哲學的研究是不完整的。 換言之，中日韓朱子學的相互交涉、相互促進，構成了東亞朱子學承傳與創新的獨特的風景。
第三，東亞朱子學經典文本的承傳與創新。東亞朱子學的經典文本及其在東亞的傳播，中日韓對朱子學文本的接納、理解與創新，不同的朱子學文本在東亞各國的不同命運等等。例如朱子的代表作《四書章句集注》在中國和韓國作為科舉教材備受重視，在日本卻被《四書輯釋》和《四書大全》所取代，其中的原因值得進一步探究和深掘；又如為什么《朱子家禮》在韓國和日本的接受和實踐有天壤之別？為什么中、韓與日本對朱子學經典推崇各有側重？真德秀《心經》在韓國備受推崇，為什么在日本卻屢遭批評？把朱子學經典文本放進東亞特定的時空進行分析，許多被歷史遮蔽的問題脫穎而出，進一步拓寬了朱子學的研究空間，進一步豐富了朱子學的理論內涵。
第四，東亞朱子學話語的同調與異趣。中國朱子學話語體系包括本體話語（體認天理、理氣先后、無極而太極、理即事，事即理、理氣動靜、心即理、理一分殊），工夫話語（格物致知、主敬窮理、誠意正心、定性、慎獨、拔本塞源、心統性情、尊德性與道問學、操存省察、已發未發、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社會政治話語（正君心、出處、國是、教化），境界話語（見天地之心、識仁、自得、致良知、民胞物與、全體大用）等。日本朱子話語體系包括本體話語（理氣一體論、天命之性、氣質之性等）、工夫話語（格物窮理、主敬涵養、靜坐、全孝心法、事上磨練、智藏說等）、境界話語（如全體大用等）、社會政治話語（如神體儒用、名分大義論、夷夏之辯、國體、王霸等）。韓國朱子學話語體系包括本體話語（如理氣之發、理乘氣發、理氣一途、人性物性異同論等）、工夫話語（如四端七情、心體善惡、心統性情、定心與定性等）、社會政治話語（如事先理后、起用厚生等）。在具體分析的基礎上，揭示出東亞朱子學的話語體系與理論類型，東亞朱子學的話語體系的同與異及其根本原因，極具挑戰性。
第五，東亞朱子學的社會化及其實踐。“東亞朱子學”是一門國際性和實踐性很強的學問，是東亞文化所依憑的重要精神資源，在東亞的歷史上曾經一度成為中日韓國家最高統治哲學。東亞朱子學何如通過書院教育、科舉、社倉、鄉約、家族、朱子家禮的實踐等方式推進朱子學的社會化并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中日韓三國朱子學社會化及其實踐有有何不同？目前，學術界對東亞朱子學的社會化及其實踐關注度還遠遠不夠，相關成果十分薄弱。我們認為，朱子學是能夠在東亞地區造成廣泛文化認同并得到具體實踐的普世的東亞價值，對東亞朱子學的社會化及其實踐進行系統研究，有利于提高東亞各國的生命認同感、文化認同感和政治認同感，促進東亞文化共同體的形成，這方面的研究可謂任重道遠。
除了上述五個領域，東亞朱子學與中日韓各國社會思潮之間的互動以及新方法的運用也是值得關注的問題。關注方法論問題是東亞朱子學研究的一大特點。概括而言，東亞朱子學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歷史考證的方法，義理分析方法，體認式的研究方法，“脈絡性的轉換”的方法，多重文本分析法，身體哲學的方法，詮釋學的方法，話語分析方法、話語的內在解釋方法等，為東亞朱子學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總而言之，東亞朱子學在歷史上呈現出“一體多元”的理論格局，“一體”指以中華文化為體，以朱子學為體，“多元”指中、日、韓朱子學的多元化發展與具體呈現。東亞朱子學雖然包括中國、日本、韓國、臺灣地區的朱子學傳統，但是它并不是上述各地域朱子學傳統的簡單的累加。東亞朱子學的發展既呈現出歷史的連續性，又展現出文本、話語以及結構的相似性。未來東亞朱子學研究應以東亞為視域，以經典、話語與實踐為核心，并以中日韓不同文化為脈絡，分析中日韓朱子學的承傳與創新，既求其同，又求其異。通過對東亞朱子學的經典、話語與具體歷史實踐的考察，揭示出中、日、韓朱子學的共性與個性、具體與抽象、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辯證關系。未來東亞朱子學研究新領域之開拓，一方面超越傳統哲學研究的單一路經，堅持以話語與實踐的闡釋為中心，回歸朱子學的“原生態”，走向多學科之間的交叉和碰撞，形成一種全新的理論研究格局；另一方面，東亞朱子學研究必須突破單一國家的邊界，注重東亞各國朱子學之間的相互交涉，注重東亞各國學者之間的交融與合作，不斷走向國際化的新視野。展望21世紀全球化時代，如果我們立足東亞，以東亞朱子學經典文本、話語與實踐為研究之核心，以文化為研究之脈絡，既宏觀中西文化交流，又聚焦東亞各地文化之互動，并在上述脈絡中探討東亞朱子學經典文本、話語與實踐及其未來發展，東亞朱子學研究必能在21世紀開拓創新，綻放異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