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推動貿易，物質互通有無，降低流通阻力。 自從神農嘗百草，發現南方嘉木之茶具有治療疾病的藥用價值以來，后人不斷驗證，總結出茶具有清頭目，除煩渴，化痰，消食，利尿，解毒等功能。用于主治頭痛，目昏，多睡善寐，心煩口渴，食積痰滯等。茶從藥用發展到日常消費，得益于茶葉制作工藝的不斷改良，和家境富庶者的消費引領。由于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各地所產不盡相同，需要行商坐賈的貿易，將主產于南方的茶葉，源源不斷地運往牧區貿易，以換健碩的馬匹等。茶馬對易，是物質互通有無的典型例子。 1、茶葉交易。朱熹和呂祖謙與茶商往來，通過來武夷山買茶人傳遞書信，同時獲知一些行情。一次，朱熹告訴呂祖謙：“買茶人書尚未領”（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3《答呂伯恭書17》，第1437頁），“前時湖州買茶人回，曾附書”（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3《答呂伯恭書18》，第1438頁）。朱熹提到湖州買茶人來武夷山下販運茶葉，還提到臺州有蔣三乙等人開茶店（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9《按唐仲友第四狀》，第851頁），說明浙江經濟相對活躍，行商坐賈在茶葉交易中發揮作用。但宋代茶葉不可以自由貿易，因國家設立專門機構，制訂較為嚴格茶禁條法，委派官員對茶葉實施專賣，以保證財政收入。茶農要種植生產茶葉，得向政府交租。商人想做茶葉生意，必須首先到國家所設榷貨務機構去交錢買茶引。榷貨務負責收錢，收到錢以后開具提貨單，商人憑提貨單到指定產茶區管轄機構提貨，并在規定區域銷售。福建路有轉運司，兼管茶葉收購、買賣與運輸任務。上面提到湖州買茶人，便是持茶引到福建轉運司倉庫去提貨，而不是在茶產區向茶場購買。宋朝茶葉交易，分為官鬻與通商。由國家機構對金、夏進行茶葉貿易者，邊貿管控很嚴，“詔京西、湖北商人以牛馬負茶出境者罪死。”（脫脫等：《宋史》卷35，第668頁）“凡市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脫脫等：《宋史》卷167，第3969頁）因為食肉飲酪者要借住茶幫助消化，故看重茶葉，且用量大。朝廷對境內茶葉交易有嚴格規定，主要由巡檢司巡捉私茶交易等，但茶農與茶商冒險私販茶葉，有利可圖，總是難以禁絕。隆興元年（1163），朱熹給福建路轉運判官陳彌作書信提出：“使埕戶客人自為貿易而官封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4《答陳漕論鹽法書》，第1080頁），即在官府指導下，讓鹽戶與鹽商貿易。這種構想，就是積極主張開放境內市場，便于貿易，惠及百姓，而達到公私互利共贏，茶貿易可借此做法，適度進行。 2、茶法積弊。茶之有稅，始于唐德宗貞元九年（793）春正月癸卯。當時規定，“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稅之，以充常平本。”（劉昫等：《舊唐書》卷49，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125頁）后來，逐漸加稅，居高不下，日久成弊，特別是采取榷茶，利歸于官，擾及于民，催生茶寇。南宋茶農交不起茶租錢，官吏完不成硬性指標，便常采取強制刑罰，如“金川民千余家，以負茶租逮系笞箠十余年，不得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2《通判恭州江君墓志銘》，第4262頁），有的地方茶農秉性剛介，不能忍受，被迫鬧事，甚至起義，如淳熙元年（1174）賴文政淪為“茶寇”，從湖北起事，波及湖南、江西、廣東，影響甚大。次年閏九月，“辛棄疾誘賴文政殺之，茶寇平。”（脫脫等：《宋史》卷34，第660頁）李椿親歷其事，“事平，請于朝，歲分卒戍產茶處，盜以益衰。”李椿在朝言：“茶商買劵于官而復市茶于園戶，與鹽商買劵而即受鹽于官者殊科。今一其賈，是以茶商獨困而私販多，歲額不敷而民被擾，甚則斗奪攻劫為群盜，前日之事亦可驗矣。請損其直以便事。”然而，“執政滋不悅，沮公茶議，使不得行。”（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4《敷文閣直學士李公墓志銘》，第4327頁）乾道間，宋若水調龍州仁壽縣主簿，監永康軍青城縣味江鎮稅，兼合同場，“先時茶禁甚急而私販益多，商算甚重而歲額反耗。公至，弛禁薄征而舊弊頓革，課入大增。”（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3《運判宋公墓志銘》，第4299頁）朱熹紹熙間知漳州，上章請求罷“州縣所認折茶錢”。（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9《乞蠲減漳州上供經總制額等錢狀》，第870頁）李椿請“損其直”，宋若水“弛禁薄征”與朱熹請罷“州縣所認折茶錢”，都是要減輕農民負擔，實施仁政。 3、絜矩思想。宋代茶法之弊，集中在茶禁太嚴與茶稅太重。“論者皆謂宜弛禁便”，但終是興多廢少。“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眾。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爾！”（脫脫等：《宋史》卷184，第4494頁）宋仁宗道明其中根結所在。在《大學》里，有一個關鍵詞“絜矩”。有人問：“絜矩一條，此是上下四方度量，而知民之好惡否？”朱熹回答說：“知在前面，這處是推。‘老老而民興孝，長長而民興弟，恤孤而民不倍’，這處便已知民之好惡與己之好惡相似。‘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便推將去，緊要在‘毋以’字上。”朱熹解釋說：“興，謂興起其善心；遂，謂成遂其事。”接著說：“為國，絜矩之大者又在于財用，所以后面只管說財。如今茶鹽之禁，乃是人生日用之常，卻反禁之，這個都是不能絜矩。”（黎靖德：《朱子語類》卷16，第362頁）朱熹認為茶禁是中央政府專政制度的產物，有悖人民意志。朱熹批評治國偏離民本思想，政府過度侵占民眾利益，只顧聚斂財物，才會導致社會不得安寧，要求國家把富民作為施政最優先的目標，圍繞國計民生問題，審視既往政策“不能絜矩”，并做修正，以順民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