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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陽七賢”之一的熊禾在《考亭書院記》中寫道：“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中國的儒學文化，“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 朱子理學是封建社會后期的主導意識形態，朱子理學思想“致廣大，盡精微”，將重倫理、重道德的傳統精神推向極致，也對傳統廉潔思想發展產生重要影響。朱子的“廉之言”“廉之行”涵蓋其重義輕利的觀念、為官清廉的品格、選人用人的“公議”等，比較明晰地體現了朱子反腐倡廉的思想，朱子理學對“廉”的構建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影響巨大。 以不貪、無私為廉 朱子一生，離不開講學、著述與書院。他從浙東歸來，在武夷山的五曲建武夷精舍，當時福建安撫使趙汝愚下文到武夷山，讓當地長官派人協助建設，朱子寫信回復：“此是私家齋舍，不當慁煩官司”。 他在岳麓書院、城南書院講學時，也曾寫下“忠、孝、廉、節”與湘中學子相勉，“廉”與“忠”“孝”并題，足見朱子對士人思想中“廉”的看重。“廉”是“臨財不茍得”，所謂“公生廉”正是他的重要行事準則，他對學生說：“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個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只得個沒下梢。”這便體現朱子的廉潔從政觀：官員和士人重廉潔、講名節。 以愛民、濟民為廉 民本思想，是傳統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內容。朱子以孔孟思想為基礎，對古代民本思想作出了闡釋和發揚，他在為孟子“得民心”的論述作注時說：“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于民。” 朱子曾多次擔任過地方官，每到一處，都在極力踐行著自己的民本主張。乾道四年（1168年），閩北建陽、崇安（今武夷山）、浦城一帶鬧災荒，朱子受邀與鄉耆劉如愚一起勸賑、放糧。乾道五年至七年（1169-1171年），在崇安為母親守制的朱子，數次上書給建寧府兩任知府，只為請求在五夫里建社倉，救濟百姓。五夫社倉竣工之日，朱子還曾題詩：“度量無私本至公，寸心貪得意何窮。若教老子莊周見，剖斗除衡付一空。”以勸誡社倉管理者莫生貪心。 以秉公、守道為廉 朱子清廉之行，君王都知道。朝廷啟用朱子時，圣旨提到：朱子“安貧守道，廉退可嘉”。 朱子為官的時間不長，在浙東饑荒嚴重時，他任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其間“六劾臺州知州唐仲友”，并在奏狀中寫道：“仲友貪墨無恥，素乏廉稱，到官之初，適見公使庫有前政積下官錢十余萬貫，竟遂有席卷之意。”唐仲友是丞相王淮的姻親，朱子卻沒有一絲忌憚，可見他對為官行事是極看重“廉”的。在他離任時，推薦了潘友恭接替他的職務，薦舉理由是潘友恭“居家有孝友之稱，持己有廉靜之節”。 《朱子語類》有一段朱子門人的記錄：有親戚讬人求舉，先生曰：“親戚固是親戚，然薦人于人，亦須是薦賢始得。”可見，朱子的選人用人觀點是“求之公議”，要舉薦有德行的賢人，選拔人才必須要公正無私，杜絕親友私情求薦。如此，組建一批德行兼備的官吏隊伍，也有助于實現社會的清正廉明。（祝熹 李詩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