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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紹興十三年（1143），朱熹14歲的時候，父親朱松病逝。朱熹遵父親遺訓，在五夫接受武夷三先生劉子翚、胡憲、劉勉之正規(guī)全面的儒學教育，三先生的學問思想各有傳授淵源，對少年朱熹教誨影響最深的老師當屬劉子翚，他精粗純雜、紛然并呈的理學教育，為朱熹集大成理學體系的建立準備了豐厚的思想土壤。劉子翚接受老友朱松的囑托，用心嚴厲地教誨朱熹，清嘉慶《崇安縣志》是這樣描述這位學者的嚴謹學風的：“每相見講學之外，并無他言……”朱熹初到五夫時居住在劉家，劉子翚也就成了朱熹在五夫的第一位啟蒙老師，授課的主要地點在劉子翚執(zhí)教的劉氏家塾。劉氏家塾又稱“六經(jīng)堂”后稱“屏山書院”，位于五夫里屏山下、潭溪畔。朱熹在這里聽劉子翚傳授經(jīng)史，學做程文和詩賦。劉子翚在教誨同鄉(xiāng)仕子時，日漸發(fā)現(xiàn)了朱熹的聰穎，非凡夫俗子，并更加嚴格督促少年朱熹讀書，《朱子語錄》有載：“少年被病翁監(jiān)著，他不許人看，要人讀。其有議論好處，被他監(jiān)讀，煞吃工夫！”對他有著不一樣的要求和期望，《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有載“而熹竊窺觀，見其自為，與所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有請焉。先生欣然嘉其有志，始為開示為學門戶，朝夕誨誘，亹亹不倦。”對朱熹有側(cè)重點地選擇教材因材施教，對他的栽培不僅停留在科舉考試的層面，有意于從道德修養(yǎng)、哲學涵養(yǎng)、理學濡養(yǎng)進行更深層次的培養(yǎng)，在劉子翚的悉心教誨下，學習儒家經(jīng)典著述，熟讀《論語》《孟子》《中庸》《易》等，從《小學》到《大學》，從法帖臨摹到苦讀經(jīng)書，朱熹一面為科舉入仕攻習程文與詞章之學，一面為入“圣賢之域”而潛研二程洛學。朱熹從14至18歲大部分時間追隨劉子翚學習，朝夕于之側(cè)，頓首受教，劉子翚在朱熹成長及其思想體系形成中，都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思想引領 劉子翚（1101-1147），字彥沖，自號病翁，謚文靖。在屏山下專心做學問，學術(shù)界稱其屏山先生。南宋理學家、詩人、文學家。崇安五夫里（今武夷山市五夫鎮(zhèn)）人。青年時代以父蔭授承務郎，辟真定府幕屬，后任興化軍（今福建省莆田市）通判。后因體質(zhì)羸弱，辭歸武夷山，主管沖佑觀，講學傳道。劉子翚誨人不倦，扶掖后輩，其學生很多學有成就，如劉珙為名臣、朱熹為理學家。劉子翚精研佛道，精于《易》學，對詩文有較高造詣，著《圣傳論》《屏山集》20卷。南宋高僧大慧宗杲禪師稱其“財色功名，一刀兩斷。立地成佛，須是這漢。” 《宋史》有載：“初，熹父松且死，以熹托子翚。及熹請益，子翚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熹后卒為儒宗。子翚少喜佛氏說，歸而讀《易》，即渙然有得。其說以為學《易》當先《復》，故以是告熹焉。”可見劉子翚對朱熹的思想引領使其受益良多。 一、援佛入儒 劉子翚潛心研究佛學、《周易》，出入佛老門，與高僧交好。引領少年朱熹首次與佛老學說接觸，開啟了援佛入儒之路。紹興十四年（1144），15歲的朱熹在劉子翚處初見道謙。《朱子語類》載“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指禪學）。一日，在病翁（劉子翚）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道謙）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劉子翚）說：“‘某也理會得個昭昭靈靈底禪。’劉后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叩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從此朱熹向道謙學禪，開啟了他出入佛老十余年的道路，道謙以佛兼儒之學，教授朱熹援佛入儒之妙，朱熹頗得教益。朱熹一舉鄉(xiāng)貢高中，位居12名中榜者榜首，朱熹考試時在《易》卷和《語》《孟》義中都有援用了道謙的禪說，標新立異，被考官所賞識，登進士第。《朱子語錄》載：“戊辰年省試，出‘剛中而應’。或云：此句凡七出。某將《彖辭》暗地默數(shù)，只有五個，其人堅執(zhí)，某又再誦再數(shù)，只與說記不得，只記得五出，且隨某所記行文。已而出院檢本，果五出耳。”朱子思想有著巨大的義理系統(tǒng)和哲學范疇，其中“理一分殊”揭示了事物的本質(zhì)，是朱熹融匯佛家思想創(chuàng)新哲學范疇的典范，是朱熹理學富有生命力的理論成果，貫穿了朱熹哲學思想的整個體系。由此可見，借鑒佛家的理論之長處，對朱熹以儒學為主干創(chuàng)立閩學，為建立起完整的朱子理學思想體系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師為取字 紹興十五年（1145），劉子翚待朱熹如子侄，朱熹16歲生日，劉子翚為他取表字“元晦”意為“木晦于根，春容曄敷；人晦于身，神明內(nèi)腴”，希望他成為一個外表不露、道德內(nèi)蓄之人。“元晦”，也成為他日后所常用的署名，只是朱熹認為元者四德之首，萬物之本，愧不敢當，把自己的表字定為“仲晦”，后又字“晦庵”，到了晚年，又字“晦翁”。“熹”釋義光明，晦釋義幽暗，明暗兩者意義相反，兼用則陰陽互補，劉子翚擅《易》學，為朱熹取字“元晦”意義深遠。朱熹一生牢記啟蒙老師的教誨，書房門前有對聯(lián)：“佩韋遵考訓，晦木謹師傳”，上聯(lián)取自父親的號，遵照嚴父的教誨，慎獨修身；下聯(lián)謹記啟蒙老師劉子翚的遺訓，善自韜晦，老師為他賜的字他是欣然接受的，并把老師的教導當成和父親教誨一樣的重要，朱熹對劉老師是愛戴和敬仰的，因此“晦”字始終伴隨著他，終生潛心研學，用廣博的學問積累于身，韜光養(yǎng)晦。 三、道統(tǒng)心傳 在學術(shù)思想上，對朱熹影響最大的當屬劉子翚的“道統(tǒng)心傳說”。劉子翚的“道統(tǒng)心傳說”幾乎全盤為朱熹所接受，并發(fā)展為在《中庸章句序》中所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的十六字心傳。唐代韓愈是中國思想史上最早論述儒學道統(tǒng)傳承的大儒，他在《原道》一文中認為，中國文化的根本傳統(tǒng)是儒家傳統(tǒng)。他認為中國傳統(tǒng)為堯開其端，堯傳舜，舜傳禹，禹傳湯，湯傳文王、武王和周公，文、武、周公傳孔子，孔子則傳孟子。孟子死后，此道統(tǒng)中斷，不得其傳，史稱“道統(tǒng)論”。劉子翚探幽析微，超越時流，在韓愈所列舉的從堯到孟子的傳承中，加入顏子、曾子和子思，從而否定了韓愈之后道統(tǒng)不傳的說法，以倡新說撰《圣傳論》，在南宋學壇獨樹一幟，他以儒學融合佛、老之學，而論述理學道統(tǒng)心傳，以為“圣道”本身絕非固定不變，是往圣前哲多元智慧匯集沉淀的完美結(jié)晶，提出“密契圣心，如相授受”的“心傳”之說，并且認為《書經(jīng)》中“惟精惟一”乃是道統(tǒng)心傳之“密旨”。劉子翚崇尚二程理學，對《四書》有獨特的理論研究，日常引領著朱熹誦讀《四書》，并把自己深入學習的心得和思考成果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了朱熹，在少年朱熹心中種下了畢生為之求索的“正心誠意”的根基。朱熹遵循著老師的圣傳，與時俱進，重構(gòu)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在重建學術(shù)文化經(jīng)典的過程中，繼承了濂學周敦頤、洛學程頤程顥、關學張載的思想，將儒釋道三者合一，產(chǎn)生新的義理系統(tǒng)和新學視域，構(gòu)筑了博大精深的哲學新體系“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朱熹終生潛心研學、著述、講學，到晚年開啟疏浚中華文脈、重建中華文化的進程，完成了鴻篇巨著《四書章句集注》，使中華文化在傳承發(fā)展中生生不息，這正是朱子對劉子翚道統(tǒng)心傳說的繼承和發(fā)展。 四、信守諾言 劉子翚對朱熹的關切猶如父親般細致入微。“赤壁千尋晴拂雨，明珠萬顆晝垂簾”的水簾洞是劉子翚時常帶領學生寓教于游的地方，時常造訪劉甫所創(chuàng)建的劉氏學堂，也是朱熹當年學習的天然學堂。劉甫，字岳卿，崇安人，抗金名將劉衡之子。遵父囑終身不仕，隱居在水簾洞之側(cè)，在洞內(nèi)建有岳卿書室，以詩書自娛，讀書著述終老。水簾洞距五夫里百余里，步行需兩天行程，為方便朱熹來往于五夫和武夷山之間，劉子翚專門在中途下梅購屋一間，以供途中歇息，名為歇馬莊，買田200余畝，把田租充當講學和其它費用。劉子翚視朱熹如子侄，置辦這些田產(chǎn)給朱熹，以維持他和母親的日用。劉子翚病故時，朱熹才18歲，尚未立命，何以安身，此時劉子翚侄劉珙把這些田產(chǎn)全部交給朱熹。老師劉子翚雖已辭世，朱熹時常思念著對自己恩重如山的老師，因此朱熹時常來到山北探望隱者劉甫，與這位不求功利的世外之人共同懷念恩師。待朱熹成名立身之后，立即將這些田產(chǎn)歸還給劉家，但劉珙、劉玶兄弟都不接受，后把田產(chǎn)轉(zhuǎn)贈給南峰寺（亦稱南豐寺），作為寺產(chǎn)。《乾道中田券跋》中這樣記載： 初，屏山與朱子講學武夷，去家頗遠，時于中途建歇馬莊，買田二百余畝，以供諸費，實與朱子共之。屏山既歿，忠肅公珙，盡以畀朱子，資其養(yǎng)母。后朱子同安秩滿歸，以田還屏山子玶，玶不受，謀于忠肅，轉(zhuǎn)畀南峰寺，至今猶存。 此美德故事一直在武夷山中流傳，朱松與劉子翚以義相交，劉子翚一諾千金，不負朋友所托，重情重義地傾力教育朱熹。劉甫辭世后，隱室空虛，朱熹為了紀念老師、懷念朋友把它改建為劉賢祠，設劉子翚、劉甫靈牌，親書“百世如見”4字，并刻匾懸掛。朱熹去世后，鄉(xiāng)人增奉朱子神位，改稱三賢祠。劉子翚對朋友之托信守承諾，以身試教，此高尚品格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朱熹，誠信后成為朱熹倫理思想的重要范疇，《中庸》是我國古代儒家經(jīng)典著作，被朱熹列為“四書”之一，關于誠信有這樣的記載：“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朱熹繼承并進一步在《中庸集注》中注解說：“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引申出對于天道的論述，“誠”與“誠之”分別寄予了“天道”與“人道”的特征，認為天道之“誠”在于“不二”，是純而不雜，真實的事物本然狀態(tài)，認為“誠”既是天所固有的“理”之本然，又是人的先天本性。 五、授“不遠復” “不遠復”三個大字是劉子翚寫給朱熹的遺訓。紹興十七年，朱熹18歲時，劉子翚病重，朱熹持弟子禮日夜侍疾，老師知道自己時日已不多，邃于《周易》告訴朱熹從《易經(jīng)》中得到入道的門徑，并把“不遠復”三字符作為生平絕學傳授給朱熹： 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子之徒，聞其所謂清凈寂滅者，而悅之，以為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后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于《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于是嘗作《復齋銘》《圣傳論》，以見吾志，然吾忘吾言久矣！今乃相與言之，汝尚勉哉！（《文集》卷九十《劉子翚墓表》） “不遠復”即迷途不遠，必欲克己復禮之意。朱熹對“不遠復”的意旨越是念念不忘，學識就越有長足的進步。他有詩《克己》長詠： 寶鑒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 只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鑒看。 朱熹謹遵師訓，克己讀書，追求“復”字的決心呼之欲出。劉子翚引領朱熹為學的方向，從此朱熹一直朝著道學真理之光前行，終成大業(yè)。 詩風引領 宋代的理學家不僅僅只是理學家，只是理學的光輝蓋過了其他文學表現(xiàn)形式。理學家創(chuàng)作的詩歌同樣也在宋史上綻發(fā)出鮮艷的花朵。劉子翚精通經(jīng)學，還是當時著名的愛國詩人，現(xiàn)存詩663首。他的詩歌造詣頗高，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風格高秀，不襲陳因”。錢鐘書先生曾這樣評價劉子翚：“劉子翚卻是詩人里的一位道學家，并非只在道學家里充個詩人。他沾染‘講義語錄’的習氣最少，就是講心理學倫理學的時候，也能夠用鮮明的比喻，使抽象的東西有了形象。”劉子翚曾隨父戎馬征戰(zhàn)，后在抗金將領張浚部參議軍事，在陜西、四川等地抗擊金兵，父親劉韐死于靖康之難劉子翚接到噩耗后痛不欲生，含著滿腔悲憤，扶父靈柩還鄉(xiāng)，安葬于五夫里，廬墓三年之后出任福建興化軍通判，屢有政績，國恨家仇時常縈繞在懷，但奸臣當?shù)缊髧鵁o門，遂致憂憤成疾，自號病翁。紹興二年（1132）以病辭歸故里，以右宣教郎主管武夷山?jīng)_佑觀。歸隱五夫里屏山下，因紗帽山三峰聳立有如巨屏，劉子翚便取名“屏山”。從此屏山先生在屏山下的屏山書院專事講學和著述，廣招弟子，劉家子弟遠近異姓的好學子弟皆就讀于此。劉子翚年三十喪妻不再娶，無子嗣以兄子劉玶為后，事繼母呂氏，教育侄子，克盡孝友之道。朱熹的到來讓他滿心歡喜，對這一位聰慧的少年寄予了厚望，傾力教誨，師生感情日深，交往益篤。劉子翚詩作風格很明朗豪爽，尤其是那些憤慨國事的作品，他的《汴京紀事》二十首是靖康之變后詠嘆山河破碎的憂時愛國名作“帝城王氣雜妖氛，胡虜何知屢易君。猶有太平遺老在，時時灑淚向南云……”前七首紀國都淪陷，后十三首憶往日繁華，以對比見感憤，殆若“詩史”廣為傳頌，使少年朱熹讀后深深地滲入心田，使他對國家之命運和黎庶之疾苦銘心鏤骨，萌生了早日服膺華胄的決心，激發(fā)了朱熹濟世憂民、堅決抗金、力挽衰世的憂患意識和愛國熱忱，又磨礪出朱熹明朗深邃的文思和詩才，朱熹還刻意學習劉子翚的詩風，對他的詩風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朱熹少年時即深受劉家愛國思想的熏陶，成年后朱熹痛感報國無門，有詩感嘆《同林擇之范伯崇歸自湖南，袁州道中多奇峰秀木怪石清泉請人賦一篇》曰： 我行宜春野，四顧多奇山。攢巒不可數(shù)，峭絕誰能攀。 上有青蔥木，下有清泠灣。更憐灣頭石，一一神所剜。 眾目共遺棄，千秋保堅頑。我獨抱孤賞，喟然起長嘆。 劉氏莊園坐落在五夫紗帽山下，枕山帶水，清澈的潭溪從莊前流過，高下布置有悠然堂、海棠洲、醒心泉、懷新亭、宴坐巖、山館、涼陰軒、橘林、蓮池、南溪、早賦堂、橫秋閣、萬石亭、桂巖、百花臺、荼縻洞、意遠亭十七景，顯示出劉家的富貴儒雅氣派，劉子翚在山環(huán)水抱的屏山書院悉心教育學生，每有余空，教授學生吟詩作賦，借景抒情，寓教于樂，詠唱潭溪十七景，又集結(jié)成詩《潭溪十七詠》，為表達對老師的崇敬之情，朱熹把老師詠唱的《潭溪十七詠》手書刻石。《閩書》載：劉子翚曾每景題詩一首，朱熹為書刻潭溪石上。后有朱熹和張軾《城南雜詠二十首》的《奉同張敬夫城南二十詠》全詩抒寫景物，謳歌出塵脫俗的隱居生活，暗含懷才不遇之意。劉子翚擅長運用詩歌的手法借景抒懷、借物詠志，以山水通于理道，又有誰知道是否為朱熹《九曲棹歌》的誕生有無埋下伏筆呢？朱熹對嚴師獨具特色的詩風是欣賞的，朱熹在《屏山集跋》中評價說：“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于文墨，有足以發(fā)蒙蔽而銷鄙吝之心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在恩師的指點下，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已然成為老師形影相隨的詩友及老友。劉子翚在一首《病中賞梅贈元晦老友》的詩中寫道：“梅邊無與談，賴有之子至。荒寒一點香，足以酬天地。天地亦無心，受之自人意。韜白任新和，風味要如此。”劉子翚把眼前這位有著鴻鵠之志的少年看成是“荒寒一點香”寄托了無限的希望。 劉子翚深厚的民族情感和拳拳愛國之心及旅景騁懷、詠物遣懷的詩風對朱熹皆有所陶染。朱熹對現(xiàn)實政治表現(xiàn)出極大的憤懣在《墨梅》一詩中流露： 夢里清江醉墨香，蕊寒枝瘦凜冰霜。 如今白黑渾休問，且作人間時世裝。 詩歌是對生命意識的捕捉，老師感時憂時的愛國情懷、詩骨與詩風潤物無聲卻擲地有聲。此外劉子翚感時傷懷、詠史感懷、山水詠懷，熱愛自然山水、傳達哲理領悟的諸多詩作，不拘一格，讓少年時的朱熹就愛上了詩歌創(chuàng)作，深深地陶冶著少年朱熹，朱熹存世詩歌共計1400余首。 劉子翚與朱熹相處的短短四年，卻給予了朱熹無盡的思想源泉，他用盡全力引領著朱熹的成長、成才，毫無保留地授予他中華文化傳承之根本，他是最早為朱熹開啟理學思維和引導朱熹援佛入儒的啟蒙者，他把儒釋道三者合一的思想毫無保留地灌輸給了少年朱熹，離世前還以《易經(jīng)》中“不遠復”三字符贈予朱熹，引導朱熹往后求知的方向。此外，劉子翚所著的《維民論》所折射出的固本安邦的經(jīng)世維民思想，則成為朱熹以民為本治國平天下思想的根基。他的影響始終穿透在朱熹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和教育原則上，朱熹不負老師所望，將儒學發(fā)揚光大，成為理學大師、思想巨擘、教育名家，在宋代詩歌史中畫上了濃重的一筆，正是老師用“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的教育精神培育著朱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