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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白鹿洞書院學規》中引用“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句，被稱為“處事之要”，視為儒家修身學問中待人處事的總綱領、大原則。這句話出自《漢書·董仲舒傳》，自朱子引入書院學規，天下書院多有以“正誼”冠名者，其文化內涵與由此積淀而成的傳統自覺，值得我們深思。 “正誼”的“誼”，是“道義”“正義”之“義”的本字。“義”字則是“儀”字的本字。漢以后習慣將“誼”傳寫為現在的“義”字，所以《說文》說“誼”和“義”是古今字。要正確理解“道義”“正義”這一組合詞中的“義”的內涵，須回到“誼”字上來考察。 “誼”是會意字，“言”“宜”為“誼”，表示適宜的言行。以言行的適宜，表示人應遵循的道理、規范，即名“誼”。在后代雖借用了“義”的字形，但意義沒有改變。 朱熹所引的話是互文的關系，上句“正其義”，下句“明其道”，“道”和“義”意思相通，合稱“道義”。道義不是空談，首先表現為正確、合宜的言行。要達到怎樣的標準才算正確、合宜？在傳統文化的共識中，是以天道為標準。言行要如何符合天道？要能夠達成人與人的和諧，與天地自然的和諧，就符合天道，就是適宜。 朱熹重視人類社會秩序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的五倫，其中特別提到了“君臣有義”，此處的“義”是強調君臣上下級之間的關系，是以共同的道義信念為基礎。所以“義”的內涵，近指君臣關系，引申而言，則指天地之間的公道、正理。正誼（義）就是正確的道理，因為天道是天地之間公開的關系、普遍的真理，所以也稱“公義”“公道”，“公”與“正”在這一情境中語義相通。說“公”，是相對于“私”而言，天道昭昭，大公無私，但是私心會阻礙我們看到公義的存在。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句話是說：為人處世，只需要關心是否符合道義，不必擔心對自己有沒有利益。這里的“義”和“道”是指公義和公道，“功”和“利”是指小功、私利。為了方便理解這句話，只要在關鍵處各添加一個字就能明白：“正其（公）義，不謀其（私）利；明其（大）道，不計其（小）功。”“大”和“公”，“私”和“小”，互文見義。所以傳統文化思想中不是不講功利，而是要追求大道、公益，讓所有人都得利。 要過好人生，必須“正其義”“明其道”。學會從天道公義的立場關懷人群、社會，著眼于整體的人生，而不必只操心自己當下的利益。因為當我們為共同體的他人謀利益的時候，自己的利益也在其中。這就是《大學》中說“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的道理。循天道公義行事，才是對人群、社會，也是對人群、社會中的自己真正的利益。在這里，義和利，并非如常人所理解的對立關系，恰恰相反，正義是最高層次的利益。 在傳統文化觀念中，“天”是萬物的源頭和共同體，其運作自有其不偏不倚的平衡法則。天不是有人格和欲望的神明，不偏愛某個人，也不對某件事有所期待，所以說“天道無親”；作為整體而常與人互動，所以“常與善人”，言行合于天道的人是善人，順應天道自然得到良性的回應，此即“天道好還”。以惡對待他人者，終將落入惡和苦。以善對待他人，必定會收獲善和樂。 所以“正其義不謀其利”不是一句口號，不是從外在強加給我們的教條，而是天道之自然。只要我們的動機是利眾，用心本乎良知，做事不只是為一己之私而投機取巧、中飽私囊、損人利己，那么“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好的安排，是因為來自最好的動機和用心。因為當初是秉承良善的用心，事情在一開始就步入了正軌，初心不改，貫徹到底，就是最好的安排。最好的用心即是“正其義，明其道”，就是心存公道，自利利他。所以孔夫子說考察一個人、一件事，最重要的是“察其所安”。安即安心，意思是說，判斷一個人的善惡、一件事的好壞，最要緊的是考察其人其事的動機、最初的發心。所以有道的人，看到的不是眼前暫時的私利，而是千秋萬世的道義和德業。 近代政治家于右任曾說：“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人活在特定時空中，一個人的存在，只是很有限的時空。將個人的空間拓展為天下，一生的時間延長為萬世，我們就活出了永恒無限的生命。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