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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四年（1177），閩浙贛各地禪說又異軍突起：不少僧道以禪說儒，迷惑世人；有些儒士發起佛說，甚至投靠佛門。朱熹特寫了《釋氏論》，再一次從理論高度批判佛老：在性論上是滅理滅欲，“反易天常，殄滅人理”；在心論上“心為空虛”；在方法論上是封閉向內，不交于外，脫離實際。 并且，朱熹在行動上，以修復、創辦儒家書院來抵消佛老思想的影響。淳熙六年（1179），他任南康知軍時，懷著復興儒學的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極力重建了原是廬山儒家國學而荒廢多年的白鹿洞書院，不僅發展了教學，更是對抗了佛老。 也在南康任上，朱熹還以孝道反對佛老。他大力宣揚儒家《孝經》，提倡尊老、養老的孝順之風。針對當時佛老影響遍及民間，甚至不少窮家子弟拋棄父母出家佛門，他斥責曰：“奈何棄人倫滅天理至此”，反對人們不盡孝養家而為僧道。他即將《孝經》布告示俗，提出：“奉勸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解，早晚思維，常切遵守，不須更念佛號佛經，無益于身，枉費力也”。 2、吸取融合。 朱熹原則上是以佛老為異端，主要反對佛老逃避現實社會生活與無君無父違反倫理道德綱常的思想和行為。但是實際上吸取了不少佛教的思維方式（即思辨哲學）和道教的自然發展觀（即宇宙生成、萬物化生的觀點），融合在朱熹的理學思想之中，“朱子理學”與佛老思想有著深刻的淵源關系。 他對佛老思想的吸取，具體是觀念上的和合與方法上的啟導，主要有： 理學的理借鑒于道教的道；理學的太極、無極的提法，沿用了老子之說；理學的天理，源于莊子之論，也頗類似于佛教之佛性；理學的天地人類一體思想，頗類于佛教的天地萬物眾生的真如（即真實如常無變易）；理學的修養方法是收斂身心、懲忿窒欲的持敬涵養，相同于佛老的無心無欲的心態來靜坐修行；理學的滅人欲來自佛老的禁欲；理學的“理一分殊”，相通于道家的“萬物歸一”，佛家的“一多相攝”、“月印萬川”；理學的“心統性情”，借鑒了佛學的“一心二門”；理學的理本論，受道教的道本論影響，相當于佛學的理事說；理學的心性論，相當于佛學的凈心說；理學的格物窮理，受到了佛學漸修頓悟“看話禪”的影響；朱熹的《伊洛淵源錄》，受到了禪家“傳燈錄”的啟發；朱熹的自然科學知識，借鑒了道家的自然發展觀。 綜上所述，朱熹所處的南宋時代，雖然儒佛道三家鼎立，但仍是佛道盛行，民族本位文化的儒學式微。朱熹奮起作為，在吸取融合佛道兩教經義的同時，還是大力排佛抑道，集儒道理學之大成，竭力復興孔孟儒學在民族文化中的本位性和主導權，使儒道理學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思想文化的正宗地位與主體。從而也抵制了外來神學沖擊，不使宗教同化，不致中國成為一個宗教國家，起到一定作用。（林克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