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光 | 文
關于世界級思想家朱熹的評價,可謂冰火兩重天。高者,高聳云天;低者,低沉入獄。有人說,朱子屢屢受苦、受冤、受屈,常常被誤導、誤解、誤判,留下了太多的爭論和是非。對其中主要存疑問題進行辨析,有助于正確認識朱子理學,弘揚朱子文化。

安徽省檔案館藏朱子畫像(據考證作于明成化年間)
一
朱子與孔子
很早就有歌謠:“眼珠子,鼻孔子,‘朱子高于孔子’;眉先生,發后生,后生長于先生。”孔子與朱子究竟孰高孰低?是否有“即生瑜,何生亮”之惑?
中國儒家傳承注重正統。在真儒看來,“儒學只有先秦,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因漢之儒學雜以陰陽之讖緯,已近妖氛。而南北朝隋唐三世,道教興盛,佛法方熾,真能闡述承繼孔孟之道統者,唯有宋儒。”于是北宋“五子”應運而生,最后集大成者則是朱子。
朱子既直承孔孟,又發展了孔孟。他回應了所處時代的價值理想挑戰,高揚中華民族人文道德和人格精神的大旗;回應了外來文化和非道統的挑戰,辯證揚棄了佛道學說;回應了理論轉型的挑戰,不是“我注六經”,而是“六經注我”。他不僅把“六經”變為“四書”,而且將舊儒學進行了脫胎換骨式的哲學改造,實現了孔孟之道的理論化、系統化和時代化,構架了以“理”為中心囊括自然、社會、人生整體性的、博大的學術思想體系,建立了“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的新儒學。
新儒學形而上地反思人倫存在的價值、文化的生命意蘊和道德的永恒力量。它不僅集理學之大成,而是集他之前所有中國文化之大成。陳寅恪先生斷言:“中國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的產生,及其傳衍而已。”“一大事因緣”是佛教用語,指的是釋迦牟尼的誕生。
大師錢穆先生指出:“在中國歷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兩人,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及中國文化史上發出莫大聲光,留下莫大影響。曠觀全史,恐無第三人堪與倫比”。無獨有偶,著名學者、專家蔡尚思教授寓論于詩“東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國古文化,泰山與武夷。”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北孔南朱,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并峙的兩座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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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夫朱子像
二
朱子與科技
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英國科學家李約瑟曾提出一個著名難題:“近代偉大科學家為什么不是中國人,科學革命為什么發生在歐洲?為什么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后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鞭呢?”很不幸,朱子生活的時代恰恰是中國科技走向式微。所以很多人把中國思想的禁錮、科技的落后原因歸罪于朱子。
事實上,朱子對自然科學的進步有著重要的貢獻。首先,他秉承完善“格物致知”認識論,強調及物、窮理、至極。即通過實踐求理,反躬以踐其實,循環往復,不斷積累,才能獲得真知和道德圓滿。撇開其客觀唯心主義成分,這與馬克思主義認識總規律有驚人相似之處。其次,身體力行“格物致知”認識論。他上“格”天文地理,下“格”飛禽走獸,獲得令人瞠目結舌的真理性判斷:他第一個發現了化石、雪花六邊形、懸棺所葬部落酋長的事實;他自制渾天儀,觀測星像,得出“東方星云說”的結論,比西方天文學家開普勒早上四五百年;他對周易研究的成果,特別是那幅陰陽回互相抱的古太極圖,極大影響了波爾和萊布尼茨,前者創立了量子互補理論,后者則是電子計算機基礎二進位的創立者。
還是那位李約瑟,他在其《科學思想史》上對朱子充分肯定,稱朱子是“中國歷史上最高的綜合思想家。”《萬歷十五年》的作者王仁寧指出:“朱熹在沒有產生一個牛頓型的宇宙觀之前,先已產生了一個愛因斯坦型的宇宙觀。”美國R.A.尤里達教授講得更為直接:“現今科學大廈不是西方的獨有成果和財富,其中也有老子、鄒衍、沈括和朱熹的功勞。”
三
天理和人欲
清代思想家戴震十分反對朱子“存天理,滅人欲”的學說,在《孟子字義疏證》抨擊朱子截然“分理欲為二,絕人情,滅人欲,是以理殺人”。加上統治者對封建倫理綱常的強調,朱子理學便背負了“吃人”的罪名。“五四”和歷次運動都進行了批判。
仿佛朱子知道他的觀點會引起世人的爭論和誤會。他用非常通俗的比喻詮釋天理人欲。“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欲富貴而惡貧,人之常情,君子小人未嘗不同。”“如夏葛冬裘,湯飲饑食,此理所當然。葛必欲精細,食必求飽美,這便是欲。”很明顯,朱子提出正常的吃飯穿衣、人間富貴是天理,反之才是人欲。附帶說一下,在這方面,朱子完全不同于“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孔子。有詩曰:“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這當然是題外之話。
朱子沒有把天理和人欲對立二分。相反,他認為每一個人都是個天理人欲矛盾統一體。“人只有個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正應了一句名言:“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在朱子看來,理通過氣化育萬物,在人為性,行動時變為情。天命之性無善惡,氣稟之性就有善惡。但“人性可復”,通過“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主敬涵養”等環節就可以變“氣稟之性”為“天理之性”,一句話變惡為善,就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當天理和人欲根本對立時,理所當然應該“存天理滅人欲”,而不能讓人欲橫流,道德淪喪。還要說明兩點:第一,朱子所說“滅”并不是我們現今理解的“消滅”“滅亡”,而是“遏制”“減少”之意;第二,朱子提出的這一要求更多的是對有志于成為君子圣賢的人,對于統治者而言,有如今日的領導干部廉潔自律。

朱子故居 余澤嵐/圖
四
可敬與可親
朱子身前身后遭受人身攻擊無數。“慶元黨禁”的“十大罪行”“二刻拍案驚奇”嚴刑拷問妓女嚴蕊,民間傳說中與狐貍精的戀情,等等,千方百計將其污名化。這些言論和描寫都與實不符,與理不通,稍懂文史和道理的正直人都不會相信。更多的議論卻是朱子可敬不可親的形象。
朱子不是“偽道學家”,也不是“冬烘先生”。他首先是飲食男女,然后才是圣人君子。我們可以看看他的為官、為人、為友和為文。
為官,朱子以民為本,注重教化。他把《左傳》中的“視民如傷”作為從政的座右銘。所任之處,呼吁朝廷減免稅負,組織賑糶救災。他創立了“五夫社倉”的做法,確保民眾免除饑餓:即設立社倉儲糧,青黃不接時,將社倉之糧借給農民,收成時連本帶息收回,遇災年則輕息或免息支持災民。按現今說法,就是利用市場經濟的辦法建立一道社會保障。朱子還十分注重教化,匡正社會風氣。他擴充官學,興辦書院。知南康軍任上,在舊址上重新修建了白鹿洞書院;知潭州重修了岳麓書院。他還為書院擬定學規、講義,并親自為學子授課解惑。他還把新儒學的理論大眾化、風俗化和家庭化,撰寫《小學》《童蒙須知》《家禮》《家訓》和“四本”,朱子文化成為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民眾圣經”。
為人,朱子剛正不阿,人格高尚。他嫉惡如仇,對時任臺州知州唐仲友利用災害謀取私利怒不可遏,不顧其與當朝宰相姻親的關系,“六劾唐仲友”,將其拉下馬,自己也落得個辭官返回武夷山。他淡薄官場,朝廷委任實職17次,到任僅6次,一生請辭64次。他曾表白“絕意仕途,以繼二程絕學為己任,奮發讀書著述,傳道授業”,全身心投入中華文化薪火傳承。雖然命運多舛,少年喪父,中年喪妻,晚年喪子,去世前又遭“慶元黨禁”迫害,但他初心始終不改,執著于真理的追求,一生著作等身,文集有26部140卷,字數有800萬字。與他有關的書院多達64所。興建“武夷書院”時,時任福建安撫使趙汝愚責令武夷縣令官資助修,朱子卻斷然拒絕,回信稱如果這樣,“于義既不可,于事亦不便”,親率弟子“具畚鍬,集瓦木”,自力更生營建。女兒因家貧用蔥湯麥飯招待父親感到不安,朱子飯后給女兒留了首詩:“蔥湯麥飯兩相宜,蔥補丹田麥補饑。莫道此中滋味少,村前還有未炊時。”
為友,他情真意篤,志同道合。舉凡士子儒生、騷人墨客、羽士釋子、三教九流、巫醫百工、田夫野老都有他的朋友,不少與他情投意深。可以傳為佳話的是朱子與陸游、辛棄疾之間的友誼。三人都力主抗金,一心愛國,先后都任過武夷山下沖佑觀提舉,胸中都有濟世致用之才,筆下都有錦繡文章。平時相互唱酬,砥礪志向,噓寒問暖,照應關心。朱子千里送武夷紙被給陸游,辛棄疾從他鄉給朱子寄來賀壽詩歌。朱子去世后,辛氏不顧“談理色變”白色恐怖,親往吊唁送行,哭之曰:“所不朽者,垂百世名。孰謂生死,凜凜猶生”。垂垂老矣的放翁寫下悲痛祭文:“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髦,神往形留。公歿不亡,尚其來享。”
為文,他生動活潑,靈山秀水。朱子多才,琴詩書畫無不精通。錢穆大師曾感慨:“朱子倘不入道學儒林,亦當在文苑中占一席地,大賢能事,固是無所不用其極也”。他一生創作各類散文游記2777篇,創作詩歌1167首。尤其他的詩歌成就深得歷代大家和百姓的喜愛。他寫春日,“萬紫千紅總是春”;他狀秀水,“為有源頭活水來”;他詠梅,自況多情劉郎;他描海棠,“忽驚花嶼紅”;童心大發時,“書冊埋頭無日了,不如拋卻去尋春”;興之所來日,也曾“酒笑紅裙醉,詩慚雜佩酬”。至于那組膾炙人口的《九曲棹歌》早已成為武夷山最早、最佳的導游詞。他注解的《詩經》,錢鐘書認為是從漢至清中最好的“尊本文而不外鶩,謹嚴以勝漢人舊解”。他的書法“蕭敬簡遠,古淡平和”,具有漢魏風骨,又能獨出己意。
朱子極具生命氣象,可敬可親,溫潤如玉。
五
唯物和唯心
歷次政治運動都抓住朱子理學客觀唯心主義的性質,大做文章,“評陸批儒”是這樣,“批林批孔”也是如此。人民日報在“文革”中就刊登過《批林批孔批朱熹》的文章。
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并不是判定真理的唯一標準。唯心主義也有“合理內核”,唯物主義也有形而上學,馬克思就是批判性吸取了費爾巴哈的“基本內核”和黑格爾的“合理內核”,通過辯證揚棄創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著名學者蔡厚示先生說的好:“唯心的未必是壞蛋,唯物的也未必是豪杰,歷史上不乏其例;黑格爾與朱熹都是唯心主義哲學家,為什么馬克思主義經典家能對黑格爾十分推崇,而我們確是要把朱熹罵倒呢?”馬克思可以把費爾巴哈機械唯物主義和黑格爾唯心主義辯證法作為自己哲學本源,我們為什么要把朱子理學像倒洗澡水一樣連同把孩子一塊倒掉?
孫中山先生曾經語重心長說過:“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發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么政治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這應是我們政治哲學知識中的獨有寶貴,是應該要保存的。”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論及朱子和朱子文化,多次引用朱子言論和詩歌,并指出宋明理學及儒學包含著豐富的治國理政的智慧,為人類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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