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期以來，連年戰亂，個體生命價值極端貶值。從印度傳入倡導消極避世的佛教，經過近千年的發展，在中國站穩腳跟，日益興盛，流傳當時的社會上層，也得到處于苦難中一般民眾的頂禮膜拜。誕生于春秋時期，倡導積極入世的原始儒學，長期缺乏慎密的思維和完整的體系，與高度抽象、完備的思辨哲學體系佛學相比，處于極端劣勢而逐步衰微。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傳統主流文化即將逆轉，面臨退出中國文化歷史舞臺的挑戰。早在唐代，韓愈就發出了“復興儒學”的號召，經過近百年的努力，到宋代時期，復興儒學已成為時代潮流，當時知識分子階層以“復興儒學、重建文化價值秩序”為己任，進行創建新儒學的努力。閩北的楊時、游酢“程門立雪”，“載道南歸”，在閩北開辦書院，招收弟子，擔負起“傳道東南”的任務，經過他們及其弟子羅從彥、李侗的繼承和發展，完成了新儒學基本概念的建構。李侗的弟子朱熹經過對前代的總結和集成，形成了無論在體系還是思辨理論方面均可與佛教相比擬的龐大理論體系。 朱子理學是朱熹在孔孟儒學的基礎上，吸納了佛教、道教思想及諸子百家的精義，建構以“天理”為核心，建立“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的人本理學體系。其理論核心是從宇宙論的高度反思了人類生命倫理終極意義，賦予人文道德和人格精神崇高至上的地位和永恒的力量，論證了人與自然相互依存的辯證關系，重建了人的哲學，其所建構的新儒學歷史性地開創了中國文化史的“后孔子主義”時代。 朱子理學作為民族潛意識已經沉淀為民族精神的深層結構，對于朱熹以后七百余年的中國政治生活、文化結構、思維方式、倫理道德、風俗習慣乃至生活方式，產生超越感觀直覺的深遠影響，內化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朱子學從宋末以來，一直是中國傳統執政者治國理政的“官方哲學”，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民眾圣經”和讀書人修身濟世的“人生信條”。朱子理學遠播東亞諸國，成為朝鮮李朝五百多年的官方哲學；日本江戶時代、德川幕府近三百年的官方意識形態；越南陳、黎、阮三朝六百多年的官方指導思想，成為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智慧成果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