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語類》卷一三） 人的心胸要開闊宏大，表現在接人待物上，如果在意分彼此、講厚薄，則是心胸狹窄的表現。要像君子那樣胸懷天下，容得下天下之人、天下之事，這樣，你人生的格局才會寬闊。試想，如果讓人人都能發揮自己的才情，那是一件多么快活的事情！ 于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于內顧偏聽之私；于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里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文集》卷二九《與留丞相書》） 處理各種事情，肯定還是否定，要以公正為判斷的標準，不能有照顧親友、偏聽偏信的私心；面對各種議論，聽從還是反對，要開誠布公，不能耍陽奉陰違的詭計。這樣你就能增進自己的德行與功業，光明磊落，不論中外遠近的人都對你心悅誠服。 大抵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行舍藏之間，隨所遇以安之。和靜先生云：“如霽則行，如潦則休。”此言有味也。（《文集》卷三九《答魏元履》） 孔子夸獎他的學生顏回，說他吃的是粗茶淡飯，住的是陋室寒屋，可是卻“不改其樂”。所以孔子給顏回點了一個大大的贊，說：“賢哉，回也！”對此，朱子解釋說：“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嘆美之。” 那么，為什么顏回能不改其樂呢？朱子引用程頤的話說，顏子不是因為艱苦的生活而快樂，而是沒有因為生活的艱難而改變自己內心所堅守的快樂。于是，這又引出了一個更深的問題： 什么是顏回所堅守的快樂呢？ 程頤說，粗茶淡飯和陋室寒屋肯定沒有可樂之處，“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朱子說，程頤在這里賣了個關子：“引而不發”——要你自己去思考、琢磨。從此，顏回之樂，就成了中國哲學史上一個被反復討論的課題。 朱子說“大抵人當有以自樂”，是給我們換了一個思路來看這個問題，他拋開顏子之樂的具體內容不談，而是強調，一個人總應該有一處自我愉悅的精神港灣，這樣他才能做到像孔子所說的“我被任用了，就施展才干；不被任用，就退隱民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表現得自如灑脫。 北宋有一位叫尹焞的學者說：“天晴了就出門，下雨了就在家休息。”這句話的意思真是值得玩味。朱子為什么欣賞這句話呢？原來這句話就是孔子強調的另一種精神——不主觀（毋意）、不武斷（毋必）、不固執（毋固）、不自我（毋我），也就是隨遇而安。 心有喜、怒、憂、樂則不得其正，非謂全欲無此，此乃情之所不能無。但發而中節，則是；發不中節，則有偏而不得其正矣。（《語類》卷一六） 好、樂、憂、懼四者，人之所不能無也，但要所好、所樂皆中理。合當喜，不得不喜；合當怒，不得不怒。（《語類》卷一六） 四者人所不能無也，但不可為所動。若順應將去，何“不得其正”之有？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顏子未嘗為血氣所動而移于人也，則豈怒而心有不正哉？（《語類》卷一六） 人心如果被喜、怒、哀、樂所左右，那么人的正確的情緒、情感、理智就會失控。這并不是說人不可以有這些感情，這些感情是人所不能沒有的。關鍵是，當這些感情發生的時候，是不是符合節度，不走偏（中節）。“中節”了，就是正確的；不“中節”，就是偏差的，心就失去正確、平常的心態（不得其正）了。 好、樂、憂、懼這四種情感，是人所不能沒有的。但是，要做到所好、所樂都符合“理”。該高興的，就高興；該發怒的，不能不怒。 喜、怒、哀、樂這四樣東西，是人所不能沒有的。但是人不能被這四樣東西牽著鼻子走。如果能做到不為所動，那怎么可能“不得其正”呢？比如顏淵講“不遷怒”，他是怒在物上、事上，他從來沒有被自己的血氣所動而把怒氣遷移到別人身上。這樣的怒，怎么可能“心有不正”呢？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