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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知篤行并重。朱熹十分注重學習的實踐性，并要求理論聯系自己。他所說的“知行相須”如此，“博文約禮”也是如此。他指出，“致知力行，用功不何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知行相須，有如眼睛和腳的關系。當然學貴踐行，“論先后，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這方面的用語，朱熹多有強調，如力行，踐行，躬行，踐履等，朱熹把讀書與其功夫論結合，要求與自身修養聯系起來，“學者當以圣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是曉然無疑，積日既久，當自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為足，則無由明白”。用現代人的話語，就是從自己做起，從小事做起，從現在做起。值得指出的是朱熹所說的踐行，也包含經世致用的精神。他一生提倡“崇德進業”“成就德業”“措諸事業”“因于世用”“經天偉地”的實學。 課里課外結合。朱熹注重課堂常規教學，既有師道尊嚴的一面，又有營造輕松氣氛的一面。喜歡用生活中熟悉的事例和畫圖講解書本知識。著名的解《易》圖就是，以圖示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既淺顯易懂，又生動活潑。朱熹還把課堂延伸到室外，舉行討論，辨論和會講，同時帶領學生游歷靈山秀水，放懷吟唱。“興發千山里，詩成一笑中”，其門人葉賀孫說：“及無事領諸生游賞，則徘徊顧瞻，緩步微吟。”千古絕唱《九曲棹歌》就是在武夷書院辦學期間寫就的。 三 朱熹留下了豐富的教育遺產。它對于我國當代教育改革和發展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我們把目光投向西方的同時，更應反求自身，總結和學習傳統的教育經驗，結合實際加以創造性弘揚。我想朱熹教育改革做法，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肯定： （一）德育為先 1985年、1994年、2000年、200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三番五次下文，要求學校加強德育工作，并把它作為評價一個地區、一所學校教育教學的重要內容。現實情況卻不容樂觀，甚至出現了像馬加爵宿舍殺人案、劉海洋傷熊案、藥家鑫殺人案、福州北大吳謝手弒田案，為了喝口水竟然毒死舍友，為了爭第一名、第二名竟然捅死前者。這些案件雖然是極端案例，但卻足以反映我們的德育缺失。而另一方面，大量的學子求學國外，且呈低齡化的趨勢，僅美國就有37.7萬中國學生，占全世界留學生的三分之一以上。這本身不能不說是對我們教育的不認可或不理解。最近微信上讀到一則消息，一位在蘇州私立學校教了八年書的德國外教，帶著挫敗感離職回國。他說學校的教育“記憶成了學習的唯一方法，高壓成了教育的唯一手段，保護成了成長的唯一措施”，“教育的功能只是為了應付試卷上的標準答案……人性教育、邏輯教育卻是空白。”他非常悲觀地認為“我一輩子也無法在中國看到真正的教育。”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不外乎是社會、家庭和學校。家庭是德育缺失的導向因素,社會是德育缺失的動力因素,而學校是德育缺失的直接因素。孔門四科德行、政事、文學、言語，德為先。朱熹反復說，國家教育“所以必立德行之科，德行之于人大矣。……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道德教育是學校教育的首要任務，也是為學之本。學校的德育工作應從“三全”上下力氣：一是全員。所有從事教育的教職員工，都肩負著教書育人的天職，都是德育工作的主體，不能只教書不育人。把德育工作當作是政工部門和政治老師乃至班主任的事，都是未盡為人師表之責，那樣只能使學校行政化愈發嚴重。德育工作愈發“隔靴搔癢”，缺乏針對性和有效性。二是全程。要把德育貫穿到教育和管理的各個環節，從學生的行為舉止到各門知識的學習的全過程，讓學生從小事做起、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莫以善小而不為，莫以惡小而為之”。三是全力。學校要把德育工作抓好，主管部門要建立簡易有效的德育評價體系，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將學生和教職員工德育情況及時反映，高考的內容和錄用要體現和突出德育，改變“選分不選德”的狀況，全力將德育工作落到實處。 |
